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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人文地理学：
透视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地理转向”
——以雷平阳、“象形”诗群为例
文丨钱文亮
相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初盛期诗歌界对“个人化写作”的强调以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新世纪中国大陆诗坛不事喧哗却又汹涌澎湃的一大浪潮可以说是非“地理”书写莫属。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既是全球化时代大陆高速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面对危机世界所产生的危机体验的观点，同时它也能够在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框架中得到有效阐释。在本文中，笔者即以近些年来非常活跃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和湖北武汉的“象形”诗群等为例证，通过对其意涵丰富复杂的“诗学地理”的考察和辨析，探讨地理因素在新世纪大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作用与人文意义，进而揭示这一诗歌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语境以及时代巨变在当代中国诗人心理和情感上引起的剧烈反应，论证当代中国人所特有的现代审美体验。
一如果说“个人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和“叙事性”等曾经是年代大陆诗歌的关键词的话，“地方性”、“地域写作”、“诗歌地理”甚至“地方主义”等诗歌概念已经成为年以来大陆诗歌流变的核心要素。在这样一股强劲的诗歌脉动中，诗人及其写作与地理的关系受到空前重视，地理因素在诗歌写作中的占比异常增高——特定地域的空间区位、地形地貌、植物、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和生活于其间的民众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命运遭际、语言形态以及情感方式等人文地理因素，既为诗人们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灵感，又使其在心理与情感上获得强大的诗学动力，同时也成为诗人形塑自我风格独特性的有效手段与策略；除此之外，因地缘亲近而结成的诗歌团体在各地纷纷涌现，不少文学刊物频频采取以地域范围进行组稿和划分版面的策略，以“×省”、“×市”、“×地”等地域标记命名诗歌出版物、推出诗人作品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对于新世纪之初大陆诗歌这种偏向地理因素的重大变化，著名评论家耿占春率先做出反应:自年开始，连续发表《诗歌的个人地理学—阅读当代诗歌之二》等论文⑴，以崭新的视角对西藏、新疆、河南等地一些诗歌写作中的“地理学的因素”进行解读，从而极大地启发了大陆诗歌界；安徽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于年8月隆重推出的“诗歌地理特大号”专刊，湖北的《新文学评论》自年6月开始持续刊发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李少君主持），均可看做是对耿占春文章的呼应；而诗人柏桦所撰《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3)更是名动一时，其以“风水”这种古老的玄术术语勾画当代中国诗歌约三十年的发展变化，虽然也被认为是带有“一元论的文学地理学主张”⑷，但因其视角的新颖所带来的精当论述却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叹赏。 不过，由于和相关的现代地理学理论方法比较隔膜，大陆诗歌批评界对于“诗歌地理”等概念的运用显得比较随意散漫，望文生义的也不在少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马歇尔?伯曼的现代性理论，以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与观点对年以来大陆诗歌实践的“地理转向”进行定位、阐释，是进行历史化研究的一个比较切实而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二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诗歌的“地理转向”典型地体现在云南诗人雷平阳的写作上。在大陆诗坛，虽然标榜自己地域经验的诗人并不少，但真正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中将“地理”因素提升为一种个人诗学和人文立场，并引发诗歌界内外广泛 自年第一次在大陆官方主流杂志《诗刊》上发表《蝴蝶泉》开始，雷平阳数十年来对于其故乡云南地理人文的书写可谓是情有独钟、一以贯之⑹。年之后，雷平阳诗歌写作的这种独特性日渐受到文学界重视⑺。年11月，《诗刊》在“第19届青春诗会专号”中以“雷平阳的诗”为题集中发表了《亲人》、《背着母亲上高山》和《小学校》等八首抒情短诗，—除了浓烈的云南地方气息外，其中排在第一首的《亲人》不啻是雷平阳抛向诗坛的一篇简明扼要的新世纪诗学宣言，当他以“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这样近乎偏执、决绝的语气声明自己的情感偏向时，几乎等于是将大陆诗歌界年代以后诗学中潜滋暗长的“地理转向”作出了果断宣示，而随后其所引发的如潮好评，则表明雷平阳不仅为自己，似乎也为海子热潮过后各行其是的大陆诗坛重新找到了“方向感”⑻。年4月，在《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座谈会上，一度对当代诗歌发展表示过悲观的著名诗评家谢冕这时却兴奋地坦言，雷平阳等三位获奖者“就是二十一世纪给我们带来的诗歌的希望”⑼；而另一位诗评家李少君也认为这三位获奖者给危机之中的新诗带来了新的希冀，并且强调了三位青年诗人“都生活在边缘地区”这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⑽。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诗刊》所主办的这次座谈会无疑具有导向作用，容易引起诗歌界的重视⑾；接下来的年，雷平阳的一首“全部以现成的地理材料，按先后顺序结构”而成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⑿，则在成为雷平阳、潘维诗歌研讨会的争论焦点之后，意外地在互联网上发酵成了新世纪之初一次很罕见的在公共传媒上严肃讨论诗歌的文化事件⒀。而经由此事件，雷平阳诗歌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迄今已获得包括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鲁迅文学奖、天问诗歌奖等在内的大陆官方与民间举办的主要文学大奖，并被认为是当下最具创作活力的诗人和“获奖专业户”。那么，雷平阳之所以能够取得诗歌界内外最高共识度的达成，依笔者所见，正是其诗意核心中所突显的有效增强诗歌的公共性与在场感的“地理”因素，这种因素因为寓含着个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相互融合、个人与他人和万物的共时存在，不事声张却又是强有力地修正了年代以来大陆诗坛一度趋于流行的“个体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理念，从而在自我与他人、经验与想象、人与自然、现实与超现实、词与物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诗学关系中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⒁；当然，雷平阳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之初凭借这种“地理”因素在强手如林的大陆诗坛脱颖而出，首先要归因于神奇的云南地理因素—雷平阳所独有的“地利”，同时还要重视他所拥有的“天时”与“人和”。因为云南一向以其多彩的地理魅力而能强烈激发人类的想象力，雷平阳所独有的“地利”自不必赘言；而所谓“天时”，则是指年代出生在大陆乡村的雷平阳这一代中国诗人，亲历了年代以来在大陆表现为单一发展主义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及其对中国内地传统村落社会与农耕文明的无情冲击，对地方经验差异性的迅速消除。对此，马歇尔?伯曼曾有过在后发现代化的中国人看来近似于超前预言的观点：“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预示着冒险、权力、欣喜、发展和自我变化的环境——同时又处于一个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和我们所是的一切的世界”，“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马歇尔?伯曼的论述的确像是提前描画了雷平阳这一代中国大陆诗人的当下处境——现代生活这个大漩涡从物理科学的伟大发现、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的工业化生产、人口的巨大增长、都市的快速成长以及生机勃勃的各种大众传播系统等许多源泉中吸取了养料，这样的被称为“现代化”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社会过程，导致大量新的体验蜂拥而来；“与此同时，19世纪的公众也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世界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从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出发，出现并且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⒃是的，出生于年代的雷平阳包括70后的这一代大陆诗人恰恰与欧洲19世纪的公众类似，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年代、70年代的中国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具有“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所以说，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马歇尔?伯曼所描述过的“现代”进程中，它既不是杜甫的中国，也不再是穆旦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像雷平阳这样的年代出生于乡村的中国诗人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堪称是空前的，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年代后，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运动，更新换代频率令人目不暇接的高科技的突飞猛进等等，以及因此带来的乡村的“空心化”、乡村共同体及其信仰道德等等的解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都远远超出比较年长的中国人曾经的想象，对于60后诗人们来说，这种既本土又全球化的现代性体验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深刻。正是在此充满历史巨变和现实危机的“天时”下，多民族的边地云南尚有留存的原始自然与原生文明，无疑是寄托国人怀旧的浪漫情怀与缓解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世外桃源，同时也是内地主流地域文化藉此重建自我的“他者”镜像。也正因如此，雷平阳诗歌的价值一开始便被评论界置放在“以地方性视角抗拒世界主义喧嚣”的后现代理论框架之中，被认为是“新一代诗人走向成熟的象征。”⒄至于雷平阳的“人和”，最主要还是体现于其个人出类拔萃的综合写作能力之中。对此，已故的诗评家陈超曾以“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为切入点进行过精辟的阐发⒅，而另外有评论家则指出雷平阳“云南的地理寄托，实则是一种精神层次的形而上的寄托”(19)……这些观点都是倍中肯綮之论；不过，在笔者看来，更应该强调的还有雷平阳诗歌写作中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与诗学等有机融合的多重人文视野，其诗歌的独特魅力更多地得益于他以地理学家的调查、观测功夫和描述方法为基础，以诗人的赤子之心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写出了当代云南所独有的“地方感”以及诗人强烈而深邃的“恋地情结”，并为危机重重的现代社会奉献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大地伦理”(20)。 按照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概念，雷平阳带给读者最大的心理冲击首先就是其诗歌中不可抑制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种情结不是最强烈的但却是广泛存在的、深厚的人类情感之一，是一个人对其生活和经历的地方所产生的钟爱之情和天然的归属感、依恋感；(21)“恋地情结”发展到“虔地情结”（geopiety），则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的更深切的敬重之情(22)。对照段义孚的观点，雷平阳在那篇广为传颂的《亲人》一诗中以“我只爱……”句式所表达的“逐渐缩小”的具体真实的故乡之爱，几乎就是“恋地情结”的最佳诗歌注脚。其主要表现方式和情感反映可以分述如下：（一）对于故乡云南“风景”的旺盛好奇心和孜孜不倦的审美书写。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首先体现在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反应上，具有始料未及、强烈、短暂的特点：“此种美感往往发生在突然面对一个前所未知的景致之时，正好与对某个地方的后天之爱或亲密之感形成鲜明的对比。”(23)如所周知，云南是中国自然地理最复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最多的省区，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人文也是千差万别、美不胜收。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生于云南东北一隅的雷平阳，却仍然喜欢经常在本省的山川间奔走，并立志要对云南的几条江和几座神山进行调查，进而为之立传，或如雷平阳本人所说，“我喜欢在这里的多种语文、部落和宗教间穿行”(24)，“这些我身边的生活画卷足够我写作一生。”(25)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雷平阳不仅以地理学家的描述方式写下了上述那首关于澜沧江的奇诗，而且也以更丰富的手法书写了伊洛瓦底江、怒江、昭鲁大河和苍山、哀牢山、基诺山等云南的大小山川，同时，其笔触还广泛涉及云南的村寨、寺庙、车站、旅馆、码头、集市……，以及在其中现身或消失的众生与鬼神，可以说，凡其足迹所到之地，基本上都留下了诗文；而更为可贵的是，其诗中对云南地理景观的审美反应往往与人文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当与人文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对景观的欣赏更富独特性和持久性。”(26) （二）感觉上的快乐。“恋地情结”包括短暂的视觉快乐，触觉快乐，对亲密熟悉之地的眷恋，对幸福之家的爱，看到健康和活力之物时的快活之情等等(27)。显而易见，“恋地情结”是感性的，对它的表现也只有通过细节性的感觉描写才会唤起读者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更有感染力。雷平阳似乎深通个中三味：其诗主要以叙事、写实的细节为基底，结合多种感知混合作用的通感、比喻、拟人和超现实的幻觉等手法，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从故乡得到的丰富、饱满而亲切的生命感觉，产生出了云南特殊的“地方感”，因为“地方特点可以通过感官来感受到，感受的综合便形成了地方感”(28)。这一点略观数例即可体会：一座山的斜面，仿佛爬升着云南所有的/雷霆。/牧羊的人们，细如沙子/少如黄金。他们赶着羊群，每只羊的腋窝/中/都有北回归线的气温;—《阿鲁伯梁子以西》路边的橄榄已经熟透，克木人知道/有一颗，是悬挂在树上的天堂/时间，在舌面/缓缓地/由苦变甜。—《山中赶路记》一头牦牛，顶着天空/专注于啃草。透过它/黑色的肚囊，远山，落日，怒江……/草，每一根都瘦了一圈，开始泛黄—《怒江，怒江集》 众所周知，与人的情绪、情感密切相关的感觉就是审美的根基。对此，段义孚的论述有助于认识雷平阳的诗歌在当代大陆浮躁、麻木的精神状态中的宝贵价值，段义孚云：“审美对人生之所以重要，在于审美并非‘附加之物’，不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之后的生活点缀，而是‘生活’本身。”“审美之本义是感受，其反义词意味着无所感，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的人，是幸福的。”(29) （三）“乡愁”与“家园感”。属于“恋地情结”的，还有“一种更为持久且难以表达的情感反应，发生在家乡、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以及谋生的工具上等。”(30)这种给人以归属感的情感反应，类似于对家庭的依恋，所以段义孚称之为“家园感”(31)。在雷平阳的诗歌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多与此有关，而且，还与其对亲人的歌唱紧密相连，例如《记忆》、《小学校》、《春风祷》、《祭父帖》、《背着母亲上高山》、《昭鲁大河记》等等……在这些诗歌中，对于生身父母的歌唱和对“故乡”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恰如雷平阳所言：“在‘云南’生活了四十多年，故乡、亲人、山水以及多元的文化，我受其恩，感其德，视其为地平线背后的天国”(32)。固然，雷平阳的诗学核心是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和生态主义人文视角下的饱含疼痛、撕裂之感的“乡愁”，但强烈的“恋地情结”却总是在暗中牵引着诗人情不自禁地瞩目其美丽、神奇的一面，其对现代游子的抚慰和宽怀。因为相对于陌生而抽象的城市“空间”，广大的云南自然山水才是雷平阳家族几代人栖息于此的亲切熟悉的“地方”，而“地方是启发现在的美好记忆和辉煌成就的发源地；地方具有永恒性，对意识到自身脆弱和到处充满变数和不定的人是莫大安慰。”(33)这正是如今身居省城昆明的雷平阳仍然因“在遥远的乡下还有一片父母的土地”而“感到幸福”的原因。(34)如果说，“乡愁”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失乐园”式的伤感和纠结心绪的话，那么，当自己的“家乡已面目全非”(35)以后，雷平阳诗歌中的“家园感”在时间维度上只能是来自对往昔故乡日常生活、熟悉之地的“追忆”与缅怀，而在空间地域上则更多落实在尚存“边地神话”和少数民族文化神秘色彩的滇南与滇西山区，在此基础上，雷平阳以诗歌的形式重建的其实是包含着诗人政治审美理想与人文理想的“心灵家乡”(36)。 与古代田园抒情诗大多模山范水、寄寓闲情逸趣不一样，“被云南养育的雷平阳，其文字塑成的抒情主体有强大的自我”(37)。的确，“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38)，是留恋生命。作为一个现代诗人，雷平阳诗歌中的地方感其实交融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只是因为“自我”与故乡互动、对话、合不可分的状态，雷平阳的诗歌真正把读者和观光客心目中抽象化符号化的云南地理“空间”，还原成了具有情感温度与人文内涵的“地方”—一个真实、有身体的云南(39)。（1）耿占春关于大陆“诗歌地理”的论文主要包括：《诗歌的个人地理学—阅读当代诗歌之二》，《星星》诗刊年4月上半月刊；《作为一种微观地理学》，《星星?诗歌版》年第10期；《沈苇的诗歌地理学》，《诗刊》年9月下半月刊；《诗人的地理学》，《读书》年第5期。（2）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星星?诗歌版》年第2期开始开设的“诗人地理”栏目，《星星》下半月刊年1月起常设的“诗歌地理”栏目，江苏《江南时报》年8月28日正式推出的“中国诗歌地理”专栏（共完成了23期的出版），《天南》文学双月刊年8月6日的特别策划栏目“诗歌地理学”等。年9月，一种篇幅达5册之巨的《中国诗歌地理》（郭思思主编）由福州市海风出版社推出，进一步推动了大陆至今方兴未艾的以“诗歌地理”的视角与命名把握新世纪诗歌流变的资料编纂与研究热潮，例如年张清华主编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两卷（北京：东方出版社）等相关图书的出版，年《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隆重推出的“诗歌地理”研究专辑等。⑶柏桦：《序：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柏桦主编：《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版。⑷（秦晓宇：《“江南”和它的敌人》，载《上海文化》年7月号。⑸新世纪以来，雷平阳正式出版的诗文集主要有：诗集《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出云南记》（），散文集《普洱茶记》（）、《我的云南血统》（）、《云南黄昏的秩序》（）、《乌蒙山记》（）、《八山记》（）等。⑹年和年，雷平阳又先后在《诗刊》上发表《徘徊西凉山》（二首）和组诗《云朵下的高原》。前者包括《眺望牛栏江》、《山上住着彝人》两首抒情短诗，被编辑专门列入“滇东北诗情”的栏目下，显然刻意强调了一种地域特性；而后者则包括《大怒江》、《红山》与《赞美骨笛》等三首抒情短诗；除此之外，雷平阳年还在颇有影响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以云南碧塔海的一种特产为吟咏对象的《裂腹鱼》。⑺自年开始，大陆传统的权威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先后推出了雷平阳的“新散文”《我的身体在旅行—山岗与一座桥》（年第10期）和组诗《西街的西面》（年第9期）；年7月，《诗刊》在其下半月刊一次性发表雷平阳的《诗六首》。⑻大陆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超、谢有顺等在文章中均有此语。参见陈超：《“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从雷平阳的诗说开去》，《当代作家评论》年第6期；谢有顺：《一种有方向感的写作—关于雷平阳的诗歌》，《文艺争鸣》年第6期。⑼蓝野：《价值认同、健康取向与大地背景》，《诗刊》年第6期，页12。⑽李少君：《诗国的危机》，《羊城晚报》花地现场版，年6月19日。⑾这次会议以后，《诗刊》一直将雷平阳作为重要诗人向诗坛推荐，经常发表他的诗歌新作，例如在年第5期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特别栏目”下，就一次性发表了雷平阳的21首诗歌及其诗歌观点，并隆重配发了该奖评委叶延滨、吴思敬、韩作荣、耿占春、林莽等人对于雷平阳诗歌写作的高度评价。⑿陈仲义：《形式感与类型化》，《诗刊》年第20期（年10月下半月刊），页38。⒀年7月，李少君主持的海口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在海南岛尖峰岭召开诗人雷平阳和潘维的诗歌研讨会。会上，雷平阳发表于《天涯》杂志年第4期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不久，该诗流传到互联网上，也很快引发众多网友的激辩，《天涯》、《羊城晚报》等传统媒体随机跟进介入，从而在“大范围内引发了‘全民式’大讨论”，“网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加入了批判或赞成的‘火力争夺’。”赵岚：《这是诗，什么是诗—〈澜沧江〉一诗引发的争论》，《东方早报》年8月10日。⒁耐人寻味的是，大陆另一位被耿占春认为是“诗歌地理学”代表诗人的沈苇，其诗也被评价为“糅合了古老与现代、记忆与遗忘、个人与族群，有一种荒凉、沉重的独特质地。”《〈沈苇诗选〉出版发行》（-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