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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九一八真实情况(冯玉祥)“九一八”以前，因为蒋介石鼓励坏的军队，不容好的军队，当时不论文的、武的，都被蒋领到吃、嫖、赌和抽大烟的路上，军队的训练没有，军纪、风纪败坏到万分。这些实在情形，日本人全都了解。本来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许过很多的利益给日本人，因为张作霖把郭松龄夫妇打死了，那样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要求，就拖延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不高兴的。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失败，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日本占了辽宁省城，接着就像疯狂了一样在各地烧杀，很多青年学生被日本人把手砍下去，有的腿被他们砍下去。就在那两个星期里头，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就有一二百万，如同切瓜切菜一样。这种惨痛的情形，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总是不闻不问。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既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那种惨况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知道了，也没有不落泪的。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无论国内国外，没有人不说“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有办法了，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一定下野。”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这位黄师长两只手拉着我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一面说着，一面哭。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是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到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紧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已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国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不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点多钟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战。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得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办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汪蒋一定另有阴谋。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有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他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还有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订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是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廿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您走。”又说，“这里不安全得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卅万兵，就抗卅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得都对，李忻跟过你廿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为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见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么?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我就是当天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廿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的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那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便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那种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个干井，死尸都是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蒋介石的侄子叫蒋孝先，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在北平和天津，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东北抗日的，就抓起来了；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察哈尔抗日的，马上就抓起来了。被他活埋的，被他抛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海河里，先是发现了二三百个死尸，接着发现了两三千个死尸，那都是替日本人做秘密工程的工人，工程做完了，日本人怕这些工人泄露秘密，他们就把这些工人，三个一捆六个一捆，掷到海河里。这件事各个报纸都登的有，蒋介石同何应钦，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就在这个时候，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蒋和何指派的人，在上海控告朱子桥先生，说他的财政不清，要叫朱将军宣布他经手的款项是怎么用的。实在内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朱子桥将军帮助抗日的。因为帮助抗日，就变成蒋介石的仇敌了。我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同盟军的义旗，谁都知道朱子桥给过我十万现洋，蒋何对于这件事，痛恨到了万分。他们怎么办呢，只可用指出人来去控告朱子桥将军，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他要恭维他，联络他；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的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九三三年，十一月廿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廿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的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准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同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有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的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一查。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二月廿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的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的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的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地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致学良先生之电，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十二月廿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廿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廿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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