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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从外国影片的放映到国人自发制片，电影的中国化进程一路坎坷。尽管国人制片初试发生在北京在历史上有迹可寻，但不到十年时间，上海便逐渐代替北京成为中国电影制片业重镇。中国电影早期制片事业由京转沪的原因是多重的，本次研究在考证了晚清电影在京沪两地的发展情况之后，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从电影发展本身角度整合归纳中国早期制片由京转沪之缘由，并探究本次地域转移背后喻示出的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
年12月28日，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年，不足一岁的“电影”随着法国文化商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以一副西方面孔开始游走于国人好奇的目光中。依照程树仁在《中华影业史》中提到的：新影戏输入中国不过二十余年，由香港以至上海，由上海以至内地。［1］随着电影放映初具规模，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制片探索。电影是为数不多可溯其源的艺术之一，业界专家学者一直在致力于抚平时间的褶皱，从各个方面还原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历史原貌。纵观学界对中国早期电影制片的研究，虽然随着史料的发掘和更新在不断完善，但中国早期电影制片由北京到上海的转折一直被当作一个现象学定论一带而过，相关原因未曾被专门提及。电影在各类研究中被公认“最初传入中国就带着帝国主义的文化倾销色彩，与经济利益密不可分”［2］，但大都忽略了电影并非一入中国就在京沪两地都以“商品”的面貌发展。帝都文明使得电影最初在北京的传入和接受与上海都有本质的差别，这为早期电影制片在北京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更为制片事业由京至沪的转移提供了驱动力，其中具体原因正待进一步整理和探析。一、中国早期“电影”概念界定
电影发展到今天，“什么是电影”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标准答案，但要讨论早期电影制片的发生，需要对“电影”概念进行初步界定。电影因其“以影演戏”的特点传入中国被称为“影戏”，而“影戏”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渊源已久，名下包含“皮影戏”“纸影”等各项杂耍项目，这里的概念界定去除“旧影戏”，只讨论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后，在技术层面何种条件下制作的“影戏”称为电影，这关系到从当时的新闻、广告等史料中得到信息的准确性。黄德泉在《早期电影史事考证》中“‘电影’古今词义考”一章对“电影”一词从词义到后期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用—年上海《申报》《新闻报》《游戏报》上所刊上海各茶园“影戏”放映广告和相关放映史实反驳了众多研究将“洋影”“西洋影戏”统统看作“电影”的做法。由此得出当时与国外“CINEMA”具有等同概念的是“电光影戏”，或称为“电光戏”“电戏”，也有根据具体情况称为“行动影戏”“活动影戏”的。［3］7总体而言，在对早期电影的考证过程中，不可把所有“洋影”“影戏”和“西洋影戏”统统纳入研究范围。譬如“西洋影戏”最早出现在年6月29日上海《新闻报》所刊登的《徐园告白》上，其中的“西洋影戏”就只是一种不同于中国“皮影戏”但亦非“电影”的外国影戏。明确考证范围之后，便可从技术方面简单归纳出，早期中国将海外传入的用外国设备等技术摄制的活动影像称为“电影”，它与中国传统影戏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把由国人用西方技术摄制的以本国风景人事为内容的影像看作真正的“中国电影”，所以中国早期电影制片史也将由国人的“活动照相”拉开帷幕。《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黄德全二、中国早期电影制片的发生
在界定了“电影”的概念之后，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问题，如果将国人在国内的活动照相视为早期中国电影，那么只要中国人拿着摄影机到中国的大街上随便摇两下，中国电影便诞生了。如此看来，上海接受“电影”要比北京早近十年，设备的数量和技术的普及等条件远在北京之上，又何尝不能成为早期电影制片的发源地。所以如果简单将活动照相等同于电影，由于无法向当时确实的史实取证，早期电影制片发生在上海还是北京是说不清的。直接依照《中国电影发展史》对《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的认证也是不科学的。自从年5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刊登《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学界便掀起了对《定军山》的考证。黄德泉在《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一章中，便对迄今为止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与勘误。另外，很难说没有人在《定军山》之前就做出尝试，只是至今未寻得其迹而已。事实上，北京确实可能存在更早的尝试。近代日本研究京剧第一人辻武雄年8月22日初次来到中国，先后到北京、天津和上海，在北京结识了众多优伶。年4月13日《顺天时报》的“秋庐杂缀”专栏中发表了他的《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其中提到“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3］35由此可见旧剧电影化不是始自梅兰芳，也不是谭鑫培，而是“无名之优伶”。所以，如果将早期中国电影制片的发生等同于国人活动照相的发生，中国电影的开端很难觅得其迹，且在《定军山》颇受争议的今天，也不能简单地凭借某些权威性文献来说明早期电影制片尝试因为《定军山》的存在而发生在北京。那么，早期电影制片由京转沪的前提是否还可保证？答案是肯定的。电影技术虽源于照相，但电影制片并不能草率地等同于活动照相。首先，从拍摄目的上来看，电影做什么决定了它是什么，早期电影制片应该伴随着国人对具有本土化“上镜头性”［4］之物的选择意识的萌芽。无论是《定军山》，还是所谓无名优伶的尝试，都将摄影机对准当时中国传统艺术——京剧，在对摄影术的好奇之余增添了对真正本土化拍摄内容的选择意识，这与最初对街道的随意记录是大不相同的。其次，从受众定位来看，在上海，摄影技术都由洋人把持，为外国人和中国富人服务，本土意识弱。而北京情况则不同，尽管当时做出尝试的伶人们并未奢求获得“观众”，甚至不曾具有“观众”概念，但京城子民的本土中心意识使得其尝试输出第一次完全面向国人，这是国人自己的制片开启所必须具备的意识。最后，从社会环境来看，当电影传入中国时，京剧正值巅峰，北京人所接受的娱乐文化形式较为单一，而上海人在各种娱乐文化的狂轰滥炸之下，被动接受应接不暇，很难找到空隙发挥意识的主动性。此外，当时上海宣传业发达，稍微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一旦出现，必然人尽皆知，像电影这样的新鲜玩意儿，一旦有中国人自己的尝试出现，定传遍大街小巷，如今却未有听闻，也可增强上海当时没有出现此类尝试的可信度。综上，尽管《定军山》的时间甚至存在还有待考证，但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国早期电影制片尝试发生在北京是可考的。《定军山》剧照三、中国早期电影制片
发生地域转移的原因
尽管早期电影制片初试发生于北京，但不到十年的时间，上海就取代北京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制片业重镇，相比在北京的发生，电影在上海的繁荣显然具备更强的历史必然性。与其说两地不同的发展情况为中国电影制片初试的地域转移提供了动力，不如说是电影自身的选择。按照电影如今历史上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其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在适合的环境中，并渐渐向更适合的环境转移。据此，从电影制片本身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来分析，兴许可更清晰地窥得早期制片地域转移之缘由。（一）“玩意儿”与“商品”：“电影”概念在京沪两地的传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一步步推进资本聚集和殖民扩张，外国文化商人在看到电影巨大的商业潜力后迅速将其向海外市场传播，正如程季华先生在《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一文中所指出的，“电影作为‘舶来品’，最初传入中国就带着帝国主义的文化倾销色彩，与经济利益密不可分”。就电影本身而言，无论列强带着什么目的、到了什么地方，其最初传入中国，对国人而言，既称不上是文化，也形不成商业，只是一种新鲜玩意儿罢了。电影传入后，京沪两地人们对于电影不同的态度给了最初电影在两地的不同身份，并逐渐映照出后期国人摄制影片的不同目的，进而导致了早期电影制片在北京的昙花一现和转移至上海后的繁荣景象。年1月外国商人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举行了第一次电影公开放映，年中国商人林祝三在打磨厂天乐茶园开启了中国第一次国人放映。电影最初传入北京虽然带有一定商业目的，但正如北京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皇家之权威，皇家对待电影的态度具有最高影响力。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上，“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公使献礼慈禧太后70寿辰，一台电影放映机及数套影片”，放映时发生爆炸，从此清宫内不许再映电影；年，大臣设宴宴请载泽时“演电影自娱”，还令“何朝桦通判任说明”，再次发生爆炸，从此皇宫权贵皆将其视为洪水猛兽。［5］虽然当时电影作为新鲜玩意儿在民间还是获得了较为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