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晔潘忠党
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妥协、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
采取这样的分析角度，有学者显示，“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80年代初的引入，在新闻改革中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激发并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改革既反映在话语之中，又受话语的羁绊。当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正成为新的话题，它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阐述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闻工作是门职业，其内容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说它是专业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因此，业界的人士常以“专业”或“业余”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褒义。
“专业主义”的概念则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是一种模式，即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它还是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成为显要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
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次，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的功能和保守趋向；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
本文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建构和表述他们的专业理念。我们将这个角度称为“成名的想象”。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这种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点。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考察新闻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的勾联。同时，由于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底色；又由于“专业主义”之形成在西方社会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反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这一更普遍的意义。
专业名望：象征体系及其历史的继承
1、成名想象与专业主义
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这种研究应用一些社会学的标准，考察一个职业是否已经形成为专业。这些标准就是专业主义的具体表现。
在行业层面，它们包括（1）专业知识的积累，（2）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需的系统训练，（3）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4）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5）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等落实到个体，这些标准就是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观、行为标准和从业实践的规范。专业化就是进入这一行业的个体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这种内化。这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专业训练和在岗的实践，执行社会化过程的实体包括专业训练的老师、行业内的典范、专业组织以及传媒组织。
采用这样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常有不同的结论。认为新闻业尚不成为专业的学者们指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象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新闻行业的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也不那么完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事新闻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技能，获取这些技能需要——或者说越来越需要——专业的训练，并且整个新闻行业有它的道德标准和职业信条，并有专业组织阐述和执行这样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新闻业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新闻从业者也因此被当作“专业传播者”来研究。
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这些原则的形成并得到实践是个历史的过程。在美国，报业经历了从独立前的政论报纸、19世纪30年代前的政党报纸到大众化商业报纸（媒体）的发展，媒体由此逐渐获取了独立的经济实力。与此相应的是民主政体对新闻及言论的发表与流通自由的要求和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语境内，新闻媒体具有独立发现和报道事实的使命，新闻从业者享受自主的专业人格。这些理念在中国介绍的一些早期美国新闻学著作中就有体现。
比如，美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实用新闻学著作——休曼的《实用新闻学》称：“报纸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以观察世界之情形为事者也。”尽管商业媒体以赢利为目的，但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门职业而已，它还是一种召唤，就象人们感到宗教神职对他们是一种召唤一样”。当代传播学者认为，专业主义的话语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的作用，并通过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实践的集体解说而不断再生、不断丰富。历史上和当代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的某些“热点时刻”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成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是一个叙述专业主义的象征体系。它源自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产品，又不局限于实践和产品。与各种社会实践一样，新闻实践，如布尔迪厄所说，是“临场发挥的表演”，其元素是行为者对场景的诠释和在具体场景下策略的选择。这些实践又成为其他人面对的“社会事实”，被他们所诠释，构成他们行为的条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在这种互为条件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表述了社会对新闻实践的“评估式诠释”，体现了一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的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和参照框架，反映了新闻这一行业对这些理念的集体认可和推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是集体的活动，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所构成，并通过话语而建构。当我们说专业化是个历史的过程时，也就是在说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是历史的动态，由许多新闻从业者成名、职业群体对这名望不断诠释、新一代从业者发扬光大这名望所代表的精神和理念这样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
2、成名想象中的传统继承
新闻作为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演变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不乏与西方的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早在60多年前，《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以中国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当《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命名为“最佳外语报纸”时，张代表报社同仁又一次表达了他的办报理念。他说，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在这三个诱惑中，他特别强调警惕“成名”的诱惑，因为新闻从业者总是希望自己有读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张是在说，名望会将新闻从业者置于“他人目光的囚禁之中”，令他（她）失去自己应有的独立和中立的观察立场。
但是，不可避免地，中国新闻业有自己的“名记者”或“名报人”，为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勾勒了一个话语场域。这是个多向面的空间，其构成因素中就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维度。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早期的著名报人，包括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了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办报者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连民国初年以新闻报道著称的最负盛名的新闻写作里手黄远生，其“远生通讯”的巨大魅力，“恰恰在于它那强烈的政论色彩”。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民意之前”；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他手书的“铁肩辣手”四字，至今仍是讨论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的经典表述之一。
这一传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在最次。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末一代封建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其精神轨迹一脉相传，就是以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闻业毕竟在国家权力体制外运作，早期的报人和以报刊为思想启蒙阵地的文人也因此带有了在“社会”这一场域活动的特征。作为“公共领域”的雏形，独立新闻业的发展推动了对西方新闻理念的引进。前面所引述的张季孪和《大公报》，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新闻教育方面的深厚影响，都以不同形式体现了这个“西学东渐”的传统。这个西学的传统，即便是在“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建立之后，虽然只剩下表述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作为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这样的碎片，仍然渗透在新闻教育中。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传媒不再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传媒不再从事思想启蒙，而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执行政治的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这是来自前苏联、并在革命过程中被“中国化”了的“党报”传统。这一传统培养了以邓拓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新闻工作者”。他们将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转换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忠诚，精益求精地从事宣传事业。即便是在以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们也仍然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角色，确认“著名新闻工作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哪儿治疗白癜风好治疗白癜风一般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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