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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年，旅客在通辽至集宁的火车上。火车是百姓出远门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开放，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离开故土，踏上追梦的旅途。王福春/摄
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一位小伙子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清理出列。张新民/摄
年11月5日，河南嵩县车村镇高峰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在统计选票。高峰村83户农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做主，选定村里的“当家人”。王颂/摄
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
3年9月4日凌晨时7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申办奥运会直播现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的结果惊呆了现场所有人——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无缘主办年夏季奥运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刘占坤/摄
天涯、海角、烂尾楼
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从年10月注册公司到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元，那几千万元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万元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深圳“8·10”股疯
年8月，1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打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热闹，年5月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点升到点，涨幅高达%，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8月7日，深圳发布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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