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惠州殡仪馆送别钟逸人老总，回来路上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这两天回想起自己当年来惠州的点点滴滴，我越加觉得钟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须重重提及的一个人。是他将我领进了惠州的门啊！
我年夏天第一次来到惠州的。
那时我其实刚从广西调到海南省的中国.特区时报社工作也才2年多时间，主要采访全国开放城市。年正是我们这些闯海人最惶惶不安的时候。一份无意中看到的海南省发展研究中心起草的海南省政府给中央的报告，提到海南特区政策难以落实的情况，很是让我们震惊。当时，社会上对我国的开放质疑甚多，甚至某著名晚报将洋浦开发斥之为“开门揖盗”（以至有了后来的邓公南巡，但当时我们可料不到）。这根稻草，压断了我们这些新闻人敏感的神经，特区不特，海南还有什么前途？不少人考虑撤离，我也不列外。
因此，当我年夏天沿着东南沿海一路走下来到了惠州，在采访惠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良坤时，他请我在小岛吃饭，听我一再赞叹西湖和惠州城的美丽，他可能是无意中提了一句：你这么喜欢惠州，不如留下来工作如何？我当然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他就将惠州报总编辑钟逸人叫来与我见了面，钟总跟我聊没多久，就叫我晚上到他在长寿路的家吃饭，说要介绍一个重要的人跟我认识。这样，我到惠州才两天，竟然就决定转投惠州怀抱，不再到深圳或珠海寻找机会了。就因为钟总的热情和黄常委的提携，更因为钟总的爱人就是当时的惠州市宣教系统机关党委书记，管人事，她在饭桌上就爽快地接纳了我。
事后我才知道，钟总及报社领导这么看重我，是因为当时的惠州报复办几年来，采编人员还全部是本地人，急需从外地增添一些新鲜血液。我这样不但在地市报和省报工作过，而且还刚刚获得中级职称的年轻人算是赶上趟了。后来我成了惠州报第一个正式调入的外省人（赫容和张敏虽然比我先来，但办调动手续在我之后）。
说起来容易，其实我的调动远比其它人艰难。我7月到的惠州，9月正式再来惠州边工作边办调动手续时，却碰到了麻烦，商调函老是拿不到。一了解，市委组织部将我卡住了。据说理由是报社没有事先跟组织部报告就进人，不合规矩。一卡就是2个多月，后来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汤聘辉开玩笑告诉我说：你的调动差不多算是开了半个常委会呢！原来当时官司最后打到了市委书记朱友植那里，朱书记只好将杨有义、黄良坤、汤聘辉三个常委叫到一起讨论我的调动事，并拍板：“下不为例”。凭常识我也知道一个小记者的调动惊动包括书记在内的4个常委，真的创纪录了。
没想到的是，我12月拿着惠州商调函回到海口办调出手续时，也遇上了麻烦。因为当时新调入海南的“人才”大量申请调回内地，搞得海南这边也玩起了封堵。我最后是借助广西日报经济部一位老领导的同学、海南电视台台长出面，才将调动手续办成的。
回到惠州，手续交给报社办公室后，还没正式办妥，突然有一天市委办副主任邬柳成来报社领导办公室，说当时的市委新闻秘书潘小平有调动，黄秘书长希望报社放秦仲阳去接新闻秘书，手续不办入报社了。钟总偷偷出来告诉我情况后，叫我自己拿定主意，他说：如果不想从政，就坚决不要同意去做新闻秘书。我一听立即就告诉钟总：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从政，我就留在报社。于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就这样决定了，至今我仍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当时的惠州发展势头很猛，新闻业也顺时而兴。我调入没多久，钟总带我们采访惠州港时，跟时任大亚湾管委会副主任、惠州市荃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徐志达谈及合作办一份大亚湾报的事，徐总一听就表示赞成，很快就促成了大亚湾管委会与惠州报社的合作。惠州报由周三刊四开小报扩为对开大报的试刊就是与大亚湾报试刊合而为一的，5月5日出第一期，随后一个月出一期，到10月惠州报“告别小报奔大报”，大亚湾报也如期面世。惠州新闻业进入如火如荼的三四年。
刚开始大亚湾报的工作其实全部是我们兼职操作，钟总亲自任主编，我们四五个包括大亚湾管委会的新闻秘书都是副主编，随后才慢慢从外地招聘了一些同志，正式出报时才组成专门的大亚湾报采编团队，首任常务副主编是袁治平，老袁调走去办惠州工商时报后，我接任常务副主编。当时，惠州市经协办新办了一份《大惠州》杂志，交给我们负责，我和老袁将它与大亚湾报惠州编辑部合二为一在粮食局租房办公，老袁也在《大惠州》挂任副总编辑，钟总对此也充分理解和信任。
钟总那时在报社不仅仅是主要领导（他本来是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一肩挑，后来分出了社长），他还是报社的首席记者和首席评论员。最特别的是，他率队外出采访，往往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稿，而且基本上是当晚就写了出来。这点在后面附录的一篇报道中提到。
但好景不长，因为钟总当年自恃自己担任过地委书记秘书、地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对市里的工作进行评论时可能有某些不当之处，久之自然引起个别领导不高兴，年底才刚刚50出头就被调离报社，去文联当主席。对钟总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极度的压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我年4月也离开惠州日报社调到惠州晚报，年底调到广州日报，但一直没有离开惠州。一转眼，在惠州生活工作已经25年。
早在年底，老袁刚刚退休就突然离世，他离世前医院看望并合影。但现在作为当年引我进入惠州大门的钟总离世，我翻遍所有相册，竟然找不到一张跟他的合影，实在是遗憾之致！在此特告各位老同事，你们手上如有发现本人跟钟总在一起的合影，请惠赐我翻拍留存（请喝酒以谢）。
敬爱的钟总安息！
附录：年惠州日报60周年报庆时对钟总的采访：
在当年报社大多数老员工眼中，钟逸人不仅是一名报社领导，更是一名新闻业务骨干。在他担任报社总编辑的年～年的5年时间里，《东江报》、《惠州报》（《东江报》于年10月易名为《惠州报》）共有24篇新闻作品获得广东省新闻奖，其中有6篇作品出自他之手，占了获奖作品的四分之一。
经常半夜爬起来写评论
“《东江报》在年重办。重办初期条件非常困难，惠阳地委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了15万元的创办经费和位于市区荔浦风清的一套旧房子。”日前，钟逸人告诉记者，在创办初期，当时《东江报》只有二三十人，人员主要由各县市的新闻秘书和原《惠阳报》少数骨干组成。当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集采、编、版式、校对于一身。
作为报社领导，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钟逸人都经常带着记者到现场采访，他都会亲自动笔写稿子，他的写稿总量高居报社之首。“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大家都没有怨言，作为报社领导，我自然要带头深入采访，手把手帮年轻人提高业务能力。”钟逸人说。钟逸人是从地委过来的，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市委的决策，所以很多重要采访，还是由他负责。白天要忙着报社的公务，晚上钟逸人还经常半夜爬起来写评论。“现在我每天夜里还要起来几次，不能一觉睡到天亮，已经成为职业病了。”钟逸人说。
“我有个特点，就是‘万金油’、杂家。我干过文秘、政研、经济、新闻和文化工作。但我最爱的工作还是新闻，新闻工作最能锻炼人。”钟逸人说，在报社重起炉灶那几年，评论、通讯、特写、专访以及报告文学等各种形式，他都能熟练掌握，一本40多万字的《崛起的梦》，就生动地记录发生在惠州这块热土上的深刻变化，展现那个年代奋力拼搏、勇敢进取的惠州人的精神风采。
惠州开发热促进报社变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惠州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活跃时期。“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有3种类型的热点地区，一种是靠政策扶持发展的经济特区，一种是靠国家用资金扶持的开发区，还有一种就是像惠州这样靠资源优势而引人注目的投资热点。”钟逸人说，在那个年代，惠州吸引大批海内外资金进来开发，到处都是一片红火的建设景象。
“当时，全国的眼光都聚焦惠州，也给报社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大批资深记者南下，投奔我们报社，天天都有人前来应聘，报社吸纳了大批专业人才，为后来的《惠州日报》发展打下坚实的高素质人才基础。”钟逸人说。乘着这股东风，《东江报》也从周二小报改为周四大报，到钟逸人离开报社时，已经酝酿发展为周六日报。“当时由于大亚湾开发热的拉动，报社房地产广告特多，因版面所限只能排着队见报，这促进后来报社的变革。”钟逸人说。
退休后的钟逸人依然热衷于新闻事业，尤其是 钟逸人，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先后担任过惠阳县委新闻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惠阳地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年惠阳地区撤地改市后，担任东江报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此后，还担任市文联主席、市作协主席等职务。
别向命运屈服
□钟逸人
年8月14日惠州日报西湖文艺
字号：T
T
五点钟就爬起来了。远处云端已露出一点儿晨曦，还在夜雾里站着睡觉的群楼大厦比肩而立，在灰蒙蒙的云层催化下开始苏醒。又迎来我生命中新的一天。
我倚靠在公寓小阳台竹躺椅上，吃力地在读《别向命运屈服》。故事非常好读，写的是发生在我们东江地区身边的真人实事，主人公罗文苟天生残疾，没有双臂，腿也一长一短，从小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委屈、歧视、压力和磨难，但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从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不仅学会用五个脚趾灵活地穿衣吃饭，还奇迹般地做到许多健全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学读书，成为河源全市中小学生的学习榜样；做销售员，成为国内一家知名企业的高级营销总监；自行创业，组建逐梦团队成立传媒公司。最终成为顶尖的励志演讲大师，成为奔走于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十多家公共媒体的节目特邀嘉宾，激励上百万听众，让无数青少年从失落、彷徨、挫折到对生活充满勇气、信心和希望。我被这本励志书生动故事所吸引，读得聚精会神，忘却病痛的折腾，使我在同癌症作斗争中有了极好的精神陪伴。
今年五月，我随市作协从惠东采风归来，打算写一篇稔平半岛大开发见闻：《打造国际级滨海旅游度假新城》。市健康办通知我体检癌症指数超标，随即住院查出癌症，要到广州医院动手术。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去广州前尽快把稿子写好。我熟悉宏观经济，又在房地产刊物担任主笔，我怕动风险较大的手术后再也写不出来。六月初做了切割手术才知道，病情比预想的严重，手术延长一个小时，主刀教授告知我，我这类肿瘤容易复发，还不适合做化疗。我霎时头脑一片空白，明白了什么。这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时日无多的我，短暂的生命该从哪儿度过？或者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我能做些什么？
患病后，经常有亲人和朋友问我怎么面对，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悲哀、颤栗和恐惧。我说：“你最好问我手术后恢复得怎样，精神状态如何，胃口好些没有。你问我怎么面对，我无法回答。”当然，我可以说坦然面对。也只能坦然面对。但坦然是什么？是不是人们常说的，“过好每一天，提高生活质量”？读过这本书后，我就强烈地感到，癌症患者不能仅仅为健康而活着，更不能为活着而活着。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有比“过好每一天”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完成我未竞的写作。我想起不久前辞世的陈忠实，一个平实作家的伟大人生，他回到生他养他的渭河边，写出中国现代的传世之作《白鹿原》，一直在黄土地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才是生命之塬，幸福之源。
时光在慢慢流逝，生命却快速消融着我。我得跟生命赛跑，争取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我的写作担当。是的，我一直有个未了心愿，要为我敬重的人写报告文学。他是一位勤奋攻读的客家学子，解放初接管惠州中学的军代表，先后担任惠州一中、崇雅中学校长，在惠州享有盛誉的教育家，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楷模教师，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嫉妒诬陷蒙受不白之冤，历经三十二年才作出无罪判决。我要为其死不暝目的冤魂呼冤，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推进和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用我时光无多的全部精力和一息尚存的热血！
冤案的平反给了我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一直想把案子写出来告慰世人，但我迟迟不敢动笔。手术后的无情病魔让我懂得，我不能再耽搁了。当病情稍为稳定和脑力有所恢复后，我在病榻上花了半个月，依据惠州罗如洪律师提供的涉案材料，完成了《烛光无泪》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创作。
我终于释然、庆幸。感谢励志大师，帮我点亮心智，开启新生命的航程！写完稿子的当晚，我听到罗文苟在中央电视台《向幸福进发》的演讲：“我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以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朋友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个人都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自强不息，永不言弃。我相信：我行，你们一样行！”
磨难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加坚强，关键在我们是否有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历劫不灭之志，一种坚不可摧的目标追求。事实上，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常常不在外部世界，而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外部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短暂的，只有心灵的寄望才会走向永恒。
金色的阳光穿破云层，大地一片璀璨光明。我久久捧着这本《别向命运屈服》的励志书，美在人间，幸福融入心底……
追忆敬爱的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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