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作者：何亚非来源：中美聚焦网时间：月18日
对两国关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太过悲观。美中双边贸易如今已近亿美元，有3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每年有万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最近皮尤民调显示，38%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略低于年贸易摩擦开始时的44%以及年大选时的40%。而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这一比例。
从年英国退欧，到当年美国大选，再到最近法国“黄马甲”运动和欧洲、拉丁美洲国家右/左翼政党上台，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已经从北美蔓延到欧洲及其他地方。目前还看不清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震动有多大、多深。?这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世界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需要做些分析。
这场大变局很重要的标志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遭受了一系列巨大的打击，其核心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学者福山数年前就专门论述过美国政治制度步入“腐朽”，并在最近的《身份政治》一书中指出，特朗普既是这种腐朽的产物，也将加速其进程。这种制度腐朽使民粹主义反弹，而正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年选举了罗斯福总统，并影响了随后两代人的美国政治。
一方面“身份政治”在美国政治包括选举中逐步占据主流，政党不再为国家甚至政党利益考虑来制定政策，导致“否决政治”锁死了政府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资本所有者包括新技术掌握者拥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劳动所得停滞不前，年以来劳动所得占GDP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严重。这两点都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年美国的民调表明，半数以上美国青年已不再支持资本主义。持续数十年的“资本主义温和期”（GreatModeration）已是明日黄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将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新阶段，其过程绝不会风平浪静。
据《经济学人》统计，年以来，美国2/3的产业被高度垄断，占经济总量1/10的工业中，每个行业有四家巨头占据着2/3的市场份额。垄断结果是全球超额利润高达亿美元，其中超过2/3集中在美国，1/3属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和脸谱。
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危及的是世界经济增长，这些年全球经济波动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各国经济自年金融危机以来纷纷进行结构调整，制度性和周期性困难叠加，增速普遍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特别是“美国优先”引发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解决前景尚难预料，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二是资本逐利本性催生金融风险，资产泡沫不断增大，美元兼具国家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双重身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货币政策错配严重，严重扭曲全球投资和贸易走向；三是资本与科技紧密结合，技术革命使资本向新技术集中，再次打压制造业劳动收入，而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有相当的“破旧立新”力量，譬如对传统制造业就业形成冲击；四是资本起伏动荡使得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波动更趋激烈，不仅给资源性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也给资源消费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资本主义危机将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破坏性作用，WTO的困境就是明显的例子。民粹民族主义使许多国家“身份政治”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重组，政治极端化和“部落化”进一步发展。从英国退欧面临艰难抉择，到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法国等民粹民族主义逐步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遭受严重挑战，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价格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风险增大等全球挑战的能力下降。法国马克龙的遭遇不仅意味着法国政治的动荡，还对欧盟一体化和欧元的可持续性产生长期影响。英国如果无奈“硬退欧”，同样会对英国和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融运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世界亟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常运作的今天，全球治理却在维护多边主义全球秩序和主张自身利益至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力量的博弈中挣扎，并且日趋碎片化和无序化，出现无法有效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的尴尬局面。西方主要国家的制度性危机无法凝聚大国的合作共识，将使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继续陷于“无治理”或者“无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全球外部环境恶化，各国完成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难度增大。
中美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腐朽对中美关系影响又将如何呢？
一是两国关系需要重新调整，不确定性增大。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将处于较长时间的动荡调整期，因此对外强硬一面更显突出。美国已明确定位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两国战略重新磨合时间也不会短。
年底中美领导人通话对推动两国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有重要作用，两国表态较前乐观。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讲话意味着，如今中美关系复杂化绝非贸易摩擦那么简单，也许是新冷战的开始。还有人甚至拿中美关系与一战前形势相比较，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咎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但历史不会重复，类比只能产生误导。当前中美关系反映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和全球系统性矛盾的凸现。
二是美国资本主义走到“金融资本+技术垄断”的新阶段，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这对始终存在的根本矛盾，国内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精英与百姓对立等问题成堆。而这数十年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通过全球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验证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这使美国的战略焦虑日益加深，自信心下降。美国在外面寻找敌人和对手以凝聚人心是必然的，也说明未来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其复杂性、危险性也会比以前增大。
三是这些变化虽然大，负面影响也不小，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美国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顽疾，在一些方面还可能需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譬如如何减少贫困和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美国要像彭斯等所说那样与中国全面“脱钩”，谈何容易，也不现实，美国国内对此也很难形成统一战线，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态度未必一致，极端保守势力与其他阶层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何况现在不是冷战时期，要在国际上拉起围堵中国的“铁幕”绝无可能。
因此，对两国关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太过悲观。美中双边贸易如今已近亿美元，有3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每年有万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最近皮尤民调显示，38%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略低于年贸易摩擦开始时的44%以及年大选时的40%。而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这一比例。
从全球治理看，中美都面临全球性挑战，没有双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重塑新的多边体系包括贸易体系，都不可能实现。今后WTO改革、亚洲和世界安全体系的重构、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成功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和取舍。相信中美从“合作的对手”到“对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从历史哲学视角谈中美关系
作者：傅碧涵｜来源：观察者网｜时间：-12-05｜责编：申罡
追溯到40多年前，年7月一名美国外交官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一场“肚子疼”骗过所有追逐的媒体秘访新中国，奏响了中美外交的新乐章，震惊世界！他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中美外交“活化石”近期再度访华。从年正式建交前到新千年中美以合作模式向前发展，基辛格一直积极为推动中美关系努力。习总书记也对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做出的贡献表达了真挚的感谢。
今年，特朗普曾多次或电话或亲自登门等方式与基辛格探讨外交问题。与中国五代领导人打过交道的基辛格，他们之间的对话谈论时下日益紧张的中美问题肯定必不可少，可见其在国际外交仍然起到关键的作用。日前，基辛格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南海会面时表示，认识和处理好美中关系需要宽广的思想和历史哲学的思辨，对话和沟通是双方关系的基础，希望双方尽全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创造性积极成果。
基辛格向来谙熟西方历史哲学，史料服从史观，扩展到哲学视角，怎么看待历史其实是一种哲学。哲学本身也是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存着。这个思想性的历史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历史也是“时代精神变革”的历史。否则就会陷入古希腊的机械论和周期论。中美两国都有历史责任，使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两国需合力承担人类命运承担历史使命。两国关系发展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要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就是如何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新兴的崛起大国与守成的霸权国家如何面对新的战略力量对比变为现实，历史反复证明过，新兴崛起国家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严重冲突，即战争不可避免。其中古希腊与雅典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为历史所未见，雅典的迅速崛起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零和思维，雅典最终丧失新霸主地位。
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是如果一方获益就意味着对立一方的损失，群情激愤的公众舆论也不容许其妥协。而如今的国家问题是全球性的，就像中美两国逻辑和文化的不同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是挑起对抗无疑是自寻死路。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就是掉进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单纯的老大对老二的打压。中美“脱钩”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美国，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马上要超越美国，而且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时刻“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面对中国综合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美国人的心态有些失衡，试图通过打压，表现尤其突出是在科技领域对华为公司的技术打压，美方试图“脱钩”。比尔?盖茨近期在北京参加活动时也对中美脱钩表示担忧，两国联手好处多多，就人工智能来说它应该是开放的，人工智能近来呈现的全球化趋势，与开放程度有直接关系,许多美国公司也得益于此，中国技术产品封闭对美国市场影响也会很大。
习总书记11月初访问希腊时，希腊总统曾坚决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不会产生冲突，冲突也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出路。一个国家用“文明冲突论”来制定国家政策将是十分荒谬和非常有害的。“文明冲突论”已逐渐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在修昔底德的故乡公开反对由其衍生的理论。
从历史哲学来思考，全人类不会为一次危机所难倒，中美之间的持续发烧反而正是考验免疫力的最佳时机。正如基辛格的名言，历史经验之于民族，正如性格之于个人，非西方国家不会从心底里服膺西方鉴于其自身经历而构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一场多元化的秩序杂糅与冲突正在上演。西方和东方不同的秩序观，背后是不同的认知哲学与世界观。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用国际象棋和围棋比喻说明了西方人和中国人明显的思维差异，中西方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局上。下围棋学到战略包围艺术，继而培养战略灵活性。下国际象棋则是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强调为取得胜利，以目标专一而达成。围棋是持久战，国际象棋则是决胜战，这也跟美国快刀斩乱麻、不切实际的战略风格相契合，而推动解决中美关系坚持和耐心非常重要。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驱散哲学的迷雾，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只需有从根本上认识世界的勇气。习总书记在会见参加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表示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共同开展创新合作，造福同在“地球村”的全球人民。中国梦绝不是“霸权梦”，不是为了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摆脱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屈辱，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王岐山11月底出席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讲到，“中国人民清楚自己有什么、要什么、准备付出什么。我们的每一步探索都会保持积极稳妥。我们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坚定不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有信心、有耐心，更有决心”。也许中美不仅应该就贸易问题谈判签署一个阶段性协议，更应该就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商一个框架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布热津斯基生前倡导的中美签署《太平洋宪章》的想法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现在，美方展现勇气的时候到了！
如何看待时下政治氛围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不是霸权更迭，更不是你输我赢的战役。中美两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历史亲切感，双方要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中美脱钩会令世界动荡，只有携手共同利益，例如共同面对全球变暖、恐怖主义、核扩散、全球流行病或任何威胁全球稳定的全球性问题，才是世界人民的福祉。让中国脱离美国是让中国脱离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脱离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让美国脱离中国是让美国抛弃它自己曾经全力捍卫的国际经济秩序，拆毁全球产业的生态链。中美脱钩会是生态灾难。
美国人需要懂得历史，尊重别国个性。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仗，牺牲了多万同胞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分裂国家主权的行为中华民族都不会答应。近期美国涉港法案的签署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不尊重中国历史的行为。要以历史演进的大视野看待中美关系才会有更加开阔的思维面对如今的困局。也就是说，我们不期望眼睁睁地看着中美关系滑入一种失控的轨道，中美两国战略精英都有足够的智慧避免两国走向这一使中美国两败俱伤的局面，这是两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期望。
（作者傅碧涵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编辑）
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
作者：王缉思来源：环球时报年06月13日10:23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对中国的两手政策：一手是交往与合作，另一手是防范与牵制。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总体来看，两手并重，相对平衡。
美国对华政策“质变”
但是，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言辞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权威文件，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和外交部门负责人的讲话，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声称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他们夸大中国的“安全威胁”，强烈抨击中国的各项内外政策。
在行动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全面施压，包括打贸易战，打击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限制双边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增加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军事活动，提升同台湾当局政治、军事交往的级别，在人权领域高调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这些言论和行动，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即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对这一转变的严重性，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近著中指出：美国国内在年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战略接触来同化的战略伙伴，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
四个不同视角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重大变化，可以通过四个不同视角进行解释。
第一个视角是国家地位和权力之争。许多论者都认为，中国的实力地位上升对美国霸权构成巨大挑战，只要中国仍在崛起，不管中国说什么、做什么，奉行什么价值观，实行何种政治制度，美国都会极力打压。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当今中美战略竞争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他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判断：“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是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艾利森指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很可能陷入历史上大国争霸那样的悲剧。
第二个视角是制度和规则之争。不少论者看到，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感到极为失望，而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被美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美国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规则格格不入。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途径，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挑战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模式。艾利森也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国内政治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还有些美国人担心，国家优先的“中国梦”和个人优先的“美国梦”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会拓展到各个领域。例如，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不但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还会侵犯美国人的隐私权和个人自由。
第三个视角是利益之争，特别是经济利益之争。一些美国人觉得同中国的商业交易让美国越来越吃亏，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双方的市场准入不对等，所以美国企业界曾经对中国怨气冲天。在一些人眼里，美国加大对华施压，意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压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并非想把中国经济压垮，而是想谋取更多利润。中国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其他许多企业的最大海外客户。如果中国的购买力下降，波音、苹果等美国企业会失去很大一块市场。此外，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也是有利益驱动的，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可以借此从政府拿到更大笔的军火订单。
第四个视角是美国国内政治之争。近年来美国贫富悬殊扩大，族群矛盾加深，左右两边的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形成政治极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把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化，诿过于外，成为美国一些政客的工具。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是为了捞取更多选票。美国现任政府在国际上挥舞制裁大棒，对中国“极限施压”，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强势”，在国内笼络人心，打击政治对手。民主党对中国打“人权牌”，基督教福音派拿中国的“宗教自由”做文章，也同样服务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目标。
从上述任何一个单一视角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都不免带有片面性。把四个视角叠加，才能窥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貌。回顾年以来的十年，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在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安全和军事关系、经贸关系、政治互动与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消极因素交替出现，从量变最终演化为质变。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合作与牵制并重的状态。
充分调动积极因素
不过，美国人常说“需要两个人才能跳探戈舞”，中国的俗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不等于中美关系的“质变”。正如中国高级官员反复强调的，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尽管两国各自的情况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应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一局一域所扰，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美国重压下，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却坚定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要走向全球化，要合作共赢。”
其实，判断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发生“质变”并不那么重要。双边关系离“质变”不过一步之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并调动可以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以防止两国关系掉进长期对抗的“万丈深渊”。
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同美国形成战略对抗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同美方“对骂”“对打”，恐怕正中美国那些反华分子之下怀。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脚步和节奏起舞，而是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有人想让两国“经贸脱钩”“技术脱钩”，中方就应当坚持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美国政府要封杀华为，华为就要坚持同美国企业合作，继续聘用各国科学家，而没有必要在中国封杀苹果公司；美国要限制双边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国就应当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美国官员到世界各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就应当加大同这些国家的接触力度，而无须复制美国的方式，比拼谁的嗓门更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美战略对抗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继续推进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是中美关系之外的另一大有利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多次警告称，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加征关税，将打击本已不稳定的全球复苏。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希望在新规则制定中拥有发言权是合理的想法，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马来西亚、英国、荷兰等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同意华为参与本国的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今年3月，意大利无视美国的反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但是，中美建交40年来形成的对华关系的社会基础不会轻易崩塌，这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样不容忽略。即使在当前气氛下，美国的不少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仍然保持热情。美国向来不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也有不少脚踏实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当前的美国对华关系气氛下选择在公开场合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士仍在努力维持同中方的密切沟通。
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
危机之中往往有转机。一旦由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所产生的损失尘埃落定，美国企业会重新算一笔账，发现损坏产业链、离开中国市场将得不偿失。在环境变化后，美国的健康力量可望再次活跃，制约其政府的错误决策。今年6月初，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尽快会面，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国，制造一个分裂成两半的世界经济、互联网和技术市场。”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这一转变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更清晰地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加剧对抗的行为，以及偶发事件可能引起的局部冲突，中方都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高级别官方磋商、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沟通，可以利用美国政策尚存的某种弹性，延缓部分压力，使“斗而不破”的局面持续下去。
从战略上看，稳定中美关系、缓解经贸争端的根本保证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策｜王缉思：美国对华战略没有质变，只有量变
澎湃新闻记者杨小舟
-09-:30来源：澎湃新闻
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而言，目前中美关系中最令他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增加”。被问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的访美行程中哪方面最令他期待，这位资深美国问题学者表示，“美国人重视中国的关切，中国也重视美国的关切”。
中美各自的关切是什么？
王缉思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中写道，“自从年新中国成立，维护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稳定，就一直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对内政策同对美政策是相互配合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 文
金灿荣
本文摘编自《领导科学论坛》年第七期，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标题为《金灿荣：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且中国胜算更大》，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谈整体的国际形势，因为准确把握形势是制定对策的第一步；第二部分谈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第三部分谈中美关系。
整体国际形势
1、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
我个人的理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字面上看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现在的世界格局是不稳定的，是在变化的；第二，这个变化很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即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这四个“新”大概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含义。
（1）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国际格局，是指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国际格局都以西方为主导，因为西方比较进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古代走向现代，那些进步的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运动很多，有进步的、有保守的。但是，最伟大的社会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接下来，就是伟大的工业革命，它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根本途径，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此外，还有军事革命、城市生活革命、信息革命等等。大家体会一下，这一系列引发人类进步的事情，是不是首先都发生在西方，然后我们再慢慢地跟进的？
然而现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西方开始老化了，内部问题多起来了，一批新兴的东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中国是其中的代表。当然，这并不仅限于中国，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看上去也不错。
（2）在观念领域，“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
“西方模式”是个大概念，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创性的模式——“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英美模式”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最有价值的。而且，它从个人本位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模式”的核心观点是，哲学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私有制加市场竞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至上。
德国是另外一个例子，与英美不同。英美因为资源多，强调个人努力发挥效率，但德国统一的时候已经没有资源了，所以不能搞个人效率，只能搞集体组织效率。因此，“德国模式”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让政府帮企业壮大，但壮大之后政府征收的税费也比较高，政府再用收来的税去帮助穷人。于是，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这也是“德国模式”的不同之处。所以，“德国模式”对国家、对计划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德国对资本的照顾小于美国。苏联和日本本来就是模仿德国的，所以西方理论界把苏联叫做“德国模式的斯拉夫版”，把日本叫做“德国模式的东亚版”。
以上就是在中国崛起以前，人类的两种现代化模式。
如今，随着中国现代化初步成功，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过“中国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只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就意味着我们还在摸索当中，“模式”就是已经很固定、很成熟了。可是，一些学者以及媒体人，特别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已经有“中国模式”了。
“中国模式”跟英美、德国不同，它在个人效率方面赶不上英美，在组织效率方面赶不上德国以及日本，但中国主要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国第一大优势就是规模大——“规模效应”。我们的国内市场大、需求大、人口众多，所以可以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另外，由于我们的“规模效应”比较好，所以影响也较大。
其实，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贡献要大于欧美。因为在中国工业化成功以前，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成功掌握了工业化。在大家的概念里，发达国家的主体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可是，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就10亿人多一点，仅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然而，中国的人口有14亿人，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
而且，中国取得工业化的成功仅仅用了70年时间，较西方国家的几百年少之甚少。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对人类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要大于欧美。总之，“规模效应”的特点第一是规模大，第二是意义大，第三，很多具体做法不同于西方。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中国现代化以前，人类的现代化确实只有“西方模式”。苏联、日本也只是模仿西方，并没有原创。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原创，“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意味着观念上的“西方模式”的唯一性被打破了。
（3）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这将导致人类的生产力布局发生根本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历史机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近代人类的生产力是工业能力，而工业能力的进步主要通过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是理解近代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视角。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从农业时代进入到了工业时代，西方真正地确立了对非西方的优势。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使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图片来自网络）
在蒸汽机出现以前，人类打仗或者生产都是靠人力，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蒸汽机出现以后，人类可以通过蒸汽机把地下的化石能源如煤炭燃烧之后变成蒸汽动力，这个效率是人力比不了的。由此，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且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
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就是工业革命。在蒸汽机之后，19世纪60年代，美国又实现了电力的广泛使用，并且开始使用第二种化石能源——石油，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与非西方的差距。年，美国生产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自此人类进入计算机革命时代。
显然，这三次工业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西方搞出来的，其结果就是让西方一直保持生产力的领先。反观中国，由于生产力落后，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次都没有抓住。所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说中国完全没有抓住三次工业革命也不完全正确，其实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网络”。所以当前中国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这是巨大的历史机会，我们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而且还有可能领先。我们也准备拉着金砖国家一起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样胜算会比较大。
于是才有了这样的论断，金砖国家要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把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实现更好的发展，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跟美国至少可以同步，很可能会比美国还先进，这样的态势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力布局将完全不同于过去几百年。过去几百年工业革命都在西方，因此西方的生产力绝对领先，甚至有些时候一骑绝尘。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东方的生产力有可能会领先于西方，至少会达到东西方平衡，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变化里最重要的变化。
（4）人类在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一是网络治理。互联网始于年的美国，但我们今天用的“. 二是虚拟经济规模太大。虚拟经济一直有，但是现在发展非常快，规模也比较大，可以说只要有金融就有虚拟经济。年，全球GDP总量约80多万亿美元，其中新增的部分为3%，即2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约有77亿人，辛苦一年新增的财富也就2万多亿美元。可是，截止到年底，人类的股票、期货、债券却超过了0万亿美元。显然，我们的实质财富并不多，账面上的财富却特别多，这说明存在很大的虚拟经济泡沫。
三是超级资本。资本历来都有，而且是推动西方变化的主要力量。资本有它正面的历史功能，但也需要防范，因为资本是很自私的，它会充分利用人的自私心来赚钱，所以对它要有所节制。
四是人口到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以前，哪个国家都希望人口多，因为人口意味着力量。但二战以后，也就是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大家发现人口已经突破了生态能够承受的极限，所以开始想办法限制人口数量。可以肯定地讲，二战后到现在70多年，人类减少人口增长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现在，世界总人口是77亿，很快会过80亿。人口学家预计，在年之前世界人口会超过90亿，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年的时候会突破亿。亿人口，地球的生态肯定是受不了的。
如今，英美国家的自然人口在下降，西欧、东欧、俄罗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的人口也都在减少。可是，虽然美国的人口总量在减少，但速度却比较慢。
目前美国控制人口一是靠“修墙”，部署野战部队，切断人口增量；二是减少存量。原来美国的福利制度比较宽松，其在《国际法》上实行的是“出生地主义”，也就是说只要宝宝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
所以以前很多拉美移民都想办法跑到美国生孩子，去福利局领取生活补贴。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通过改革移民制度、福利制度来控制新增人口数量，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控制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变化。目前，世界总人口还在膨胀，其中发达国家中受教育水平比较好的地方人口在减少。
我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这也保障了人口的高素质。现在，我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减缓了，而且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可能会进入一个转折点，即新出生的人口数量少于去世人口的数量。
我国不同于欧洲、美国、日本，基本上还属于“未富先老”的状态。所以，为了经济发展和对人类的生态负责，我们也在主动减少人口数量。这就是世界人口的基本情况，发达国家到了一定程度人口会自动减少，中国则是主动减少。但是，非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数量很难控制，很让人头疼。因此，世界人口总量根本控制不住。
五是科技陷阱。人类从牛顿力学开始就有了科技，总的来讲，科技的作用是很好的、正面的，但是经过年的发展，科技的力量已经很大了，要小心它的陷阱，也就是对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加以限制。
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一对修改基因的双胞胎已经在中国健康诞生，基因编辑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据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介绍，年6月开始，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年3月至年11月，贺建奎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招募8对夫妇志愿者（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参与实验。为规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最终有2名志愿者怀孕，其中1名已生下双胞胎女婴“露露”、“娜娜”，另1名在怀孕中。其余6对志愿者有1对中途退出实验，另外5对均未受孕。
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人的基因是几百万年形成的，有它的合理性，不能随便更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对人类基因进行编辑。
最后，关于新问题，我讲一个故事。年3月14日，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去世，霍金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宇宙之王”。他去世以后，他的太太公布了他的遗嘱，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的四个警告。
第一个警告，人类永远不要回复外星人给我们发来的讯号。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掌握通讯技术才一百年，外星人信号到我们这很有可能是几亿年。他认为，要立法限制任何人这样做。
第二个警告，防范人类滥用基因技术。
第三个警告，防范人工智能获得独立意志。人类可以发展人工智能，但发展机器人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机器人一定要听人类的，它不能有独立意志。年，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研发了围棋机器人阿尔法（AlphaGo），围棋界公认阿尔法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在GoRatings网站公布的世界职业围棋排名中，其等级分曾超过排名人类第一的棋手柯洁。AlphaGo每天可以学习万盘棋谱，可人类最优秀的棋手一辈子大概也只能学盘棋谱，所以人类这一辈子攒的知识，阿尔法几分钟就掌握了，而且他可以不睡觉，天天不停地学。
再举一个例子，谷歌在人工智能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其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是最好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年在谷歌的机器人实验室发生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实验室中，两台机器用他们自己发明的语言开始说话，人类听不懂，在场的工程师非常惊讶。当时，工程师的第一反应就是命令他们不许讲话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最后工程师只好切断电源，将两台机器永远封存。这说明，这两台机器已经有初步的自我意识了，是很危险的。
第四个警告，防范人类当中的疯子使用核武器。
我个人认为，这四个警告是很好、很负责任的，我也完全同意这些劝告。通过这些，大家就应该知道现在人类面临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一定要面对的，而且需要带头去解决的。
2、国际形势的不确定
（1）五个表现
①美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原来很开放，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现在理念变了，从自由贸易变为公平贸易。事实上，这个公平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②过去30年，世界各国大都依照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来执政，主要特点是强调市场化。市场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效率比较高，经济发展良好，另一方面市场化一定会带来贫富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赢家通吃，穷的就是失败者。当贫富分化广泛以后，社会中下层就会产生不满，容易产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社会运动。年，美国出现了一个社会运动叫做“占领华尔街”；年，法国巴黎出现“黄背心”运动。二是“强人政治”。只要中下层有不满，一定会有政治人物出来利用他。
③现在难民潮正在冲击欧洲，非法移民潮正在冲击美国，欧美社会的性质正在改变。客观上讲，欧美原来是不错的，不仅先进、富裕、发达，而且比较宽容，自由度很高。但是，遭到难民潮、非法移民潮冲击之后，欧美社会开始排外，开始封闭，这对世界很不好。
④与宗教极端化有关的政治极端化。在人类77亿人口当中，有20%的人是不信教的，世俗化的，他们就是东亚人。他们属于中华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汉字文明圈，具体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缅甸北部、南北朝鲜、日本，他们全部的人口大概占世界总人口1/5略多一点。
这些人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他们都遵循孔子的教导——“敬鬼神而远之”，主要是以人为本的，靠人的意识形态、理性来管自己，他们政治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说，世界上剩下的差不多80%的人类都是靠神来管自己的，不是一神就是多神，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布局，即80%的人信神、信教。
中国古代一直是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来管理社会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分工。比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不是纯粹的自然动物，所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儒家就管这个。道家管人与自然的关系；“释”就是佛家，管人的内在矛盾。中国古代三大意识形态管的就是三样东西，内在的自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认为这套哲学特棒。
但是，有的地方实行“大神通”，一切的规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怎么相处都听大神的，然后就出麻烦了。他得管两件事，人与人以及神与神，管得不好就会发生诸神的战争。现在，世界迎来了全球化、网络化，这就导致了宗教的极端化，最终导致政治极端化。
⑤网络。如今我们可以自主地在网上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但问题也来了，网络在让人高兴的同时也会害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去选择信息的，得到的信息会不断地强化人的偏见，看久了，人就可能不断地被自我洗脑。另外，每个人在网上看到的世界跟真实世界都是有距离的，也是有选择性的，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个世界都没有真相。
（2）六大根源
①现在美欧内部的问题多，主导外部世界的能力下降，致使整个世界的格局不稳定。冷战时期，世界处于两极格局。当时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苏联及其兄弟构成东方世界，美国及其兄弟构成西方世界。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倡导不结盟运动，称为中间路线。那个时候，中国把自己归到中间路线里边。
因此，冷战的时候世界是分为三部分的，即东方、西方、中间。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整个东方集团都投向了西方，中间路线集团绝大部分投向西方，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成了以西方为主导，所以美欧的能力、主导力对世界格局的稳定特别重要。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主导力下降，导致世界格局不稳定。
②在西方力量相对衰弱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了，世界必定走向东西方平衡。
③网络的迅速扩展。虽然网络出现的时间很短，但如今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在使用网络，这也就是说人们已经进入了二元社会。显然，二元世界对传统社会的管理有很大的冲击。
④全球化会导致不同文明的往来。全球化以前，大家几乎是不往来的，但全球化之后，各国不同的文明必然需要往来，但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
⑤技术传播越来越快。网络时代，技术传播越来越快，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中国、印度追赶西方，坏处就是导致了不确定因素的出现。
⑥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给美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有这样一种说法，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5G+物联网”，代表人物是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可以很肯定地讲，中国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但是他这个说法是少数派，绝大部分人是不同意的，我本人也不同意。我认为，“5G+物联网”仍然是因特网革命的深化，历史范畴还是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美国的科学界认为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如下五个方向：
一是新材料，具体说就是石墨烯。因为现在所有电子产品用的都是硅晶片，但硅晶片的技术已经达到极限了，那么要生产更新的电子产品就要用新的材料，也就是石墨烯；二是基因工程；三是AI，也就是人工智能；四是量子科学；五是核聚变。
这是人类现在努力的五个方向，而且这五个方向都有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科学家一般认为前三项（新材料、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20年左右就会很成熟，可以产业化，从而引发工业革命。但对于量子技术和核聚变，一般认为最快也要30年，比较有把握地讲，要50年才能成熟，才能产业化。
把五个方向跟具体的国家进行对照可以得出结论：这五大方向美国由于技术积累很好，所以肯定是全面领先的，因此美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
但值得中国人欣喜的是，目前中国跟欧洲、日本在这五个领域有很大的投入，都有一些积累，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梯队，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像韩国、印度、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没有能力全面参与这五大方向，只是个别地方还不错，所以属于第三梯队，剩下所有的国家都属于第四梯队。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的国家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基本上是没希望的。从科学角度来讲，真正有希望的就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个人推算，未来十年中国只要不犯错，一定会在第二梯队里面脱颖而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就应该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且中国的胜算较大，道理在哪呢？
一是我们的能力比美国全面。美国技术创新能力是最好的，过去30年世界上最好的技术，90%都是美国人提供的，但现在美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而中国什么产业都有，这是事实。
二是引进人才。硅谷是创新圣地，集中了清华大学2万名毕业生，可以想象他从全球引进了多少人才。可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技术再好，但如果不能变成市场可以接受的产品，就等于是一张废纸。但美国现在没有产业，也就无法将技术变成产品。
相反，中国的创新能力现在看来可能还不是特别强，但中国的本事就是产业化能力非常强。中国的产业门类齐全，而且总体来讲越做越好。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产业部门、中国的企业家真的可以把西方人认为很高级、很高端的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地符合市场规律，这是中国真正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从长期的产业竞争角度来讲更为重要。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后一定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的胜算要大于美国。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历史机遇，如果美国输给了中国，意味着此后美国的生产力要比我们落后，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最大的挑战。坦率地讲，现在美国还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中国也并不威胁美国。从逻辑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中国抓住了机遇，就意味着此后人类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业就会在中国。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有人认为，中国在世界当中处在不确定的位置，但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确定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一个国家确定要往上走，一定要政治稳定，而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因此，中国未来十几年的政治稳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跟美国、欧洲、俄罗斯相比都要更好一些。
经济方面，从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下滑，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开始趋好了。据推算，到年底，经济增速下滑会停住，之后会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当然，我们即使不可能回到以前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也不至于跌到如美国、欧洲、日本每年1%~2%的增长，原因如下：
第一，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从发达国家吸收很多先进经验，这叫后发优势；第二，虽然我国人口开始老龄化，但现在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还比较低，所以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十年；第三，我们以前不太注意工程师红利，但未来它的价值会显现出来。自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已经达到了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很伟大的。我们的高校学生中有一半多是学理工科的，这是中国未来的一大利好。
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三者结合，结论就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没问题的。另外，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未来十年，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中国都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所以，基于政治前提、经济基础、科技、军事等因素，结论就是未来中国在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是确定的，而且处于上升态势。
年前，人类开始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今天，我们处在工业文明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工业化水平。欧洲因为率先掌握了现代制造业，所以在经济效率、军事效率上碾压其他地区。日本崛起，也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今天，中国崛起也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谁有现代制造业，谁就能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
人类现代制造业90%集中在北温带的三个地区——东亚、西欧、北美，这里面包括不到20个国家，是全人类个国家的1/10。这说明，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能进行工业化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1/10国家当中之一，而且是块头最大的一个。英国工业化仅0万人，美国工业化1亿人，中国的工业化却有十余亿人。所以，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工业化。
如今，中国的工业化达到了中后阶段。年，中国有三个工业指标在世界上没有争议了：第一，中国的工业规模特别大，制造业总产值年超过美国，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
中国制造业在年超过美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年，中国制造业增速是6.1%，是15年以来最慢的增速。但是，美国、日本、德国的增速是0.4%。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到了年，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的比例一定会超过50%。
所以，年之后，从制造业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第二，中国的体系太完整了，什么东西都能造。第三，中国的逆向学习能力特别好。
中美关系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了，而且中国的相对位置不错，因此未来的世界格局就是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冷战的时候世界叫两极格局，那个时候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就剩下美国了，即“一超多强”。自此，美国就有一个国家战略，永远保持“一超多强”。可是，中国通过认真做事变得强大起来，成为了未来“两超”之一。因此，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决定着21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夸张一点讲，中美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20世纪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由于中国是未来“两强”之一，因此外部世界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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