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8日是中国第二十个记者节，也是合肥日报创刊十周年的日子，作为合肥日报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以及第一任总编辑，我总想写点什么，但是每每回想起当年的岁月又总是感慨万千，往往又不知从何处下笔。想来想去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当初创办的情况回忆一下，免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将这份历史淡忘了，于是我便打开记忆的大门，娓娓道来，试图对那段历史有一个交代。应该说作为传媒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者，能亲手创办一份报纸，这个机会还是不多的，况且创办的是一份党报，一份在中国发展得最快的省会城市的党报，而且还是最年轻的省会城市的党报，这自然是值得骄傲一辈子的事情。感谢命运的安排，十年前的年天降将此任于我，我自然要抓住机会，不负众望。
为什么要创办《合肥日报》
年4月1日，我作为中共合肥市委引进的人才走马上任合肥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上任伊始，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的孙金龙同志就代表市委十分明确的交给了我一个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创办新的中共合肥市委机关报------合肥日报。而当时的合肥市委机关报为合肥晚报。市委机关报为什么是合肥晚报？这与合肥晚报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报业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
合肥晚报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老晚报，《合肥晚报》的前身为年4月1日创刊的《合肥日报》，他甚至比我的曾经的老东家《羊城晚报》创刊还早半年（羊城晚报创刊于年10月1日），年6月1日，《合肥日报》改名为《合肥晚报》，仍为中共合肥市委机关报。“文革”期间，《合肥晚报》停刊，后来更名为《新合肥报》，不久又更名为内部刊物《合肥通讯》，直至年4月2日，经中共合肥市委研究，报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合肥报》才重新出刊。年7月1日，经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批准，《合肥晚报》正式复刊，茅盾先生题写了报名。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宣传工作的需要，各个省的省委机关报纷纷创办，比如《安徽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等，办报的地址当然在省会城市，而与此同时为了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作为省会城市又纷纷办起了晚报，而晚报的名字则纷纷以省会命名比如《合肥晚报》、《郑州晚报》、《福州晚报》等等。省委机关报当然是各个省委主管主办，而省会城市的晚报则由所在省会城市市委主管主办。而省会城市的市委为了宣传的需要往往让所主管主办的城市晚报兼着市委机关报的职能。而后来许多省会城市又在晚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
当时中共合肥市委决定创办合肥日报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当时合肥市的发展可以说突飞猛进，合肥的城市化进程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是位居前列的，合肥的GDP在短短几年超过了诸如昆明、太原、南昌等省会城市，合肥的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的空间和力度空前加大，城市硬件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促使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空前的繁荣；二是从全国省会城市的市委机关报的发展进程看，除了合肥、长沙、海口、银川、乌鲁木齐、拉萨六个省会城市外，其余的经济实力超过合肥的或者不如合肥的省会城市都办了日报，都把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而晚报则都回归了市民报的行列。而在这六个城市除长沙外其余的几个城市经济实力远远比不上合肥。我做了考察发现，在晚报作为市委机关报的六个省会城市中只有合肥晚报是下午出报，也就是合肥晚报在省会城市中是晚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并且下午出报的唯一的一个，下午出报本身在时间上就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市委机关报，政府公务员要下午才能看到报纸，这与日新月异发展的合肥速度极不相称。第三从当时报纸发展规律看，晚报已经逐渐走下坡路了，而且读者的精细化和分众化使报纸一定要适应不同的阅读人群。从许多省会城市创办日报的实践中就可以看出，日报主要是给政府机关公务员看，而晚报则是给普通老百姓看，一份给所有读者既给政府机关公务员、财经人士又给普通老百姓看的报纸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物，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读者早已分化，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对报纸的冲击越来越强烈，一张报纸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
但是即使是市委有了明确指示，当时合肥晚报社的一些老同志还是想不通，他们的晚报情结使他们对于办日报有些明显的抵触，甚至有位离退休的老领导找到我明确反对办日报，认为合肥晚报党报性质晚报特色一定要坚持。更有甚者有些僵化的老报人提出现在报纸的广告太多影响阅读，甚至向我建议报纸不登广告等等，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反对，说实话我当时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这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当初合肥市委引进我来办报纸的意图。
创办《合肥日报》的过程
从我到合肥晚报社上任伊始，筹备日报边成了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时任市委书记的孙金龙同志明确指示，新创办的合肥日报要高举高打，要对标国内一线城市的市委机关报，作为中共合肥市委的喉舌，合肥日报要服务于合肥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要作为市委市政府与广大合肥老百姓沟通的桥梁，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尤其要办好理论版，孙书记特别指出了北京日报的理论版就很有特色，嘱咐我多多向他们学习，在体制机制上孙书记尤其指出要坚决杜绝人浮于事，他进一步提出市委只给合肥日报二十个编制其余人员自己解决。孙书记眼界开阔，高屋建瓴，高标准严要求。但给我的压力无疑是是巨大的，我知道全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的党报正式编制都不会少于几百人的，二十个正式编制办一份省会城市的党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顶着压力赴北京、广州、郑州、福州等地做了调研，北京日报的社长对于办好理论版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曾一度提出合肥日报的理论版和北京日报理论版联办，但这个提议被北京日报方面拒绝了，一是合肥日报和北京日报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和级别，二是北京日报还承担着许多更高级别的理论建设方面的任务，但是他们与理论界尤其是与北京市社科联合办一些理论课题给了我启示，最后《合肥日报》理论版与合肥社科联联办既接地气又解决了稿源问题的思路就来源于此。时任广州日报的戴玉庆社长市场化操作党报的成功经验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合乎世界报业潮流的瘦报板式和封面导读版的设计对我非常有启示，说实话我是非常赞赏当时广州日报的做法的，这不仅因为我在中国报业发展的前沿广东报业洗礼中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而且我也亲身经历了当时黎元江所领导的锐意进取的广州日报是如何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报纸改革的先锋的，我更知道广州日报这个后发党报当年是如何打败历史悠久的羊城晚报的。新创刊的合肥日报如果采用广州日报的好的机制，将对合肥日报未来的发展极为有利，至少合肥日报的正式编制少在体制机制上也迫使他必须推行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清楚地知道，合肥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部省会城市的实际市场化又不能太冒进，比如说，由于合肥日报刚刚创刊也只能是四开八版，这样的薄报不可能像厚报的广州日报一样加封面导读版。我在试刊的时候做了两种版型，也即一种是与人民日报的传统版型一致，一种与广州日报一样的瘦报潮流型版型，当我一起给孙金龙书记定夺的时候，孙书记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这也使我感觉我未来的合肥日报一定要正统大气，报纸内容乃至形式要向中央和北京靠拢，但是在未来合肥日报的体制机制上要向广东或者广州靠拢。对于在郑州和福州的调研则更有针对性，郑州报业集团和福州日报社都是先有晚报后有日报，日报都是在晚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合肥市一样的，对于他们我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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