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上海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需求正逐渐由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向综合性战略资源配置能力转变。上海到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后，随着城市转型的发展需要，除了满足经济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外，吸引国际组织或机构，争取国际话语权也是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应有之义。
一、近10年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评价
（一）研究设计
1.样本城市。自全球城市概念诞生以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纽约、伦敦、东京、巴黎4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一直处于第一梯队。尽管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城市网络为基础条件，全球城市的成员不断扩容，网络体系的覆盖范围相应扩大，网络密度持续加深，全球城市的位序在不断变化中，但始终没有撼动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前四强地位。从趋势上看，迈向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为伍的顶级全球城市之列是上海的战略目标。尽管作为后发城市，上海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个别全球城市，但整体上考察，四大全球城市相对于上海的标杆意义仍然十分重要。选取这4个城市作为上海的对标城市，具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对4个城市的比较研究来发现上海的挑战和机遇。
2.评估年份。在确定评估年份时，选取—年为评估期限，由于横截面数据只能对某一年份的情况进行比较，而面板数据则能对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发展情况进行把握，因此，确定以为起点，向前推10年至年，对这10年内5个样本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力进行比较分析。确定10年作为评估期限，主要考虑到全球城市评价是21世纪以来的新焦点，上海作为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抬升也不过是最近10年的事情，如果评估时间再往前推，由于上海与对标城市的差距悬殊太大而没有比较意义。因此，在确保预测可以顺利进行的情况下，考虑各个指标可以取得可信数据的时间长度，最终将评估年份确定为—年。
3.数据来源说明。本指标体系中使用的数据一般直接取自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或公开出版物数据，而类似增长率、比重等相对指标则是对原始数据进一步处理得来的。大体上分成两个数据源，一是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专业年鉴和政府网站等；二是各大研究机构出版的调研或评价报告。有关直接数据来源：各个城市统计年鉴、政府网站、联合国官方网站、福布斯网站、Alexa网站、世界报业协会网站、EPS全球统计数据、年汤森路透“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世界城市文化报告》《全球购物指数》《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机遇之都》《全球贸易促进报告》《对标全球城市竞争力》《全球城市投资监测》和《普华永道机遇之都报告：零售与消费者视角》《AT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世界大都市比较统计年表》《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等。
（二）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综合测评
根据计算（篇幅原因省略了计算方法及过程），求得—年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力的综合得分（见图1）。
从总体发展轨迹看，—年5大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都处在一个平缓上升的轨道中，只是各个城市的提升程度不一，上海年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相比年上升了1.33倍。若以得分来看，统计期初，年五大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得分排名依次为巴黎（22.38）、纽约（22.25）、伦敦（18.97）、东京（15.79）、上海（10.63）。而统计期末，年的得分排名为巴黎（27.05）、纽约（26.54）、伦敦（21.66）、东京（18.82）、上海（14.14）。根据得分表现，五大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大致可以分为3个梯队，巴黎和纽约的得分明显高于了其他3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实力相当，位居第一梯队；伦敦和东京位于第二梯队，但东京和伦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上海虽然上升幅度大，但得分一直位于15分以下，与4个城市的差距相当明显，位居第三梯队。
（三）上海与对标城市的分项测评分析
1.上海的资本要素配置力表现强劲，得益于航运要素和贸易要素配置能力的快速提升，但金融要素配置力的发展严重滞后。资本要素配置力指该城市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集聚和扩散各类经济要素的能力，从金融要素配置力、贸易要素配置力和航运要素配置力3个方面考察。年上海仅以0.02分的微弱差距紧随纽约之后排在第2位。这说明，过去10年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其全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初见成效。上海的资本要素配置力处于紧紧追赶纽约的快速上升通道中，从年的3.07上升至年的4.65，与纽约的差距逐渐缩小。在增速方面，上海以1.5倍的增速排在第1位，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上海资本要素配置力的较强表现，主要得益于航运要素和贸易要素的快速提升。上海的航运要素具有绝对领先优势，远远超过其他4个城市。过去10年，国际经济重心在空间上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这客观上为上海国际贸易、国际航运能力的提升带来机遇。同时，过去10年正值国际制造业、加工业向中国加速转移时期，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奠定也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航运中心建设创造了条件。上海自身也借助浦东开发开放和世博会举办，建成国际高标准高规格的航运基础设施、贸易设施，不断完善航运、贸易制度，使上海成为国际高端航运要素、贸易要素的集聚地。与航运和贸易要素相比，上海金融要素配置力的水平落后，与纽约比较差距很大。主要是由于作为金融中心的后起之秀，上海在金融机构规模、金融市场规模、金融集聚度、金融机构国际化等指标表现较差（见表1）。
2.上海的创新资源配置力位于中间水平，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创新资源配置力是指该城市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并将其创新成果及其产出辐射和扩散出去并形成国际影响力的能力，从创新主体配置力、创新投入配置力、创新成果和创新溢出能力4个方面考察。年上海在5个城市创新资源配置力中列第3位，但与排名第1位的东京比较存在很大的差距。从10年的发展轨迹看，第一梯队的东京维持了创新资源配置力平稳增长，纽约的创新资源配置力基本上处于一个下降的信道，与东京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上海、巴黎、伦敦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实现了平稳发展。解构上海创新资源配置力的构成要素，表现较好的指标是创新成果和创新溢出能力，表现较差的指标是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这是上海创新资源配置力的主要软肋。在创新主体方面，上海排在5个城市的末位，发展比较滞后。上海地区重要高校的QS排名目前最好成绩分别为第88位和第位，此外全球著名实验室和科研中心，上海只有1家，东京有53家，差距可见一斑。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外，另一重要创新主体是跨国组织。其中，前位创新机构有14家集中在东京地区，有7家分布在巴黎地区，伦敦、纽约、上海并没有实力较强的创新机构。全球强企业有44家在东京，伦敦、巴黎、纽约均各有17家左右，上海地区有8家全球强企业；全球50大风投公司总部中没有一家将总部设在上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拥有其中12家实力雄厚的风投公司。创新投入方面，上海起点相当低，经过10年的追赶，上海在创新投入方面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与对标城市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仍较大。以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看，上海经过多年的努力，年占比达到4.16％，与伦敦（6.23）、巴黎（5.86）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上海一直处在末位，占比没有突破1.9％，年仅为1.84，而同期东京的占比高达3.26％，差距很大（见表2）。
3.上海的信息资源配置力处于末位，媒介资源和民间资源配置力严重滞后。信息资源配置力是指该城市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包括个人、组织、活动等在内的各类信息沟通载体，借助发达的媒介市场，形成信息汇聚、交换和扩散的能力，从媒介资源配置力、组织配置力和民间配置力3个方面考察。在媒介资源配置力方面，上海排名末位，纽约遥遥领先，上海与纽约的差距很大。在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名排行榜》中，东京有11家报刊入围，而上海仅《新民晚报》一家人围；上海目前还没有媒体集团进入到福布斯强，而纽约则有9家媒体集团人选，显示出强大的媒体资源配置力；上海的互联网密度低，年的数据显示，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的互联网密度均已达到80以上，而上海（45）仅为这些城市的一半。在民间资源配置力方面，上海与领先的伦敦、巴黎、纽约相比，差距明显。在外国留学生人数、国际游客数、非本国出生人口占比和外籍人士占比等指标全面落后。从绝对值比较看，上海与伦敦、巴黎、纽约基本上不在一个平台上，缺乏可比性；在增长速度上，上海增速缓慢，与领先城市的差距缩小幅度极为有限。组织资源配置力方面，上海得益于国际友好城市数量的较强表现，在样本城市中位于中等水平。但上海与巴黎的差距大，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机构及主要国际组织总部和国际会议举办的数量等方面。由于上海不是首都，在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和话语权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见表3）。
4.上海文化资源配置力的国际差距大，各要素全面落后。文化资源配置力是指该城市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和集聚、配置和激活文化资源的能力，从文化基础资源配置力、文化活动配置力和文化消费引领力3个方面考察。总体上，纽约、巴黎、伦敦的文化资源配置力紧密保持着相当的水平。东京位于中等水平，上海则处于落后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纽约、巴黎、伦敦等老牌城市在近代一直处于世界文化中心的位置，都拥有卓越的全球文化资源配置力，且各有其突出点。上海—年文化资源配置力的增长速率虽快于全球城市的增长，但整体水平与四大全球城市相比差距巨大，表现在文化基础资源配置薄弱，文化活动资源力缺乏活力和国际影响，文化消费能力不足等方面（见表4）。
5.发展与制度保障力不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水平落后。发展与制度保障力用以衡量确保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得到可持续提升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制度适宜性，从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潜力、人力资本、法律和政府支持4个方面考察。以年的得分比较，上海的差距十分明显。从10年的发展轨迹看，上海的发展与制度保障力不平稳，在年达到峰值后，则进入下降通道，至今没有恢复到峰值时的水平。主要短板在于人力资本、法律与制度环境比较落后。上海的人力资本水平排在最后。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每万人大学生的数量看，其他4个全球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6年以上，而上海还不到11年；上海每万人的大学生数量仅为4个全球城市平均数的64％。在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方面，上海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一般，可预测性和透明度较低；上海的政府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且不稳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官僚主义作风，大量法规和政策清晰度不高且变化较快，并且拥有冗长的行政管理程序（见表5）。
二、未来30年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预测
（一）预测期间
为了紧密联系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以使得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测评为上海全球城市战略相对接，我们确定30年为课题预测的时间轴，来研究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力发展趋势。为了承接上述实证评价，本文以—年为预测时间段，预测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上海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预测模型
根据灰色预测模型（篇幅原因省略了计算方法及过程），求出—年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力得分。预测结果显示，未来3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重心东移，上海将成为各类高端资源的集聚地，对世界经济的把控力，辐射力将逐渐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与四大全球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但由于四大全球城市起步早，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已形成体系，虽然上升动力弱于上海，但总体走势仍然领先上海。至年，5个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力与统计初期的格局维持不变，依次是巴黎、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灰色预测模型是根据过去10年求得?得分数据的趋势进行模拟，结果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在此基础上又选择情景分析法进行补充。
（三）情景分析法
根据上海、纽约、伦敦、巴黎、东京5个城市—年的全球资源配置力得分情况，结合它们自身的发展阶段，参考国际宏观形势，假设以下3种未来可能存在的场景进行预测：
1.基准情景。上海经济增速与全国一样，都已处于放缓阶段，全国经济新常态的诸多特征，近年来在上海已集中体现。所以在基准情景下上海经济呈现一个放缓且趋于稳定的发展趋势，而对标城市从危机中渐渐恢复。根据这些假设，预测出—年的五大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力指数。在基准情况下，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在年以.92分超过纽约，列第l位。至年，5个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由高至低依次是：上海（.62）、伦敦（.41）、纽约（.35）、东京（.52）、巴黎（.17）。
2.乐观情景。上海的发展速度比基准情况下提升10％：把（高收入经济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这类增速是负值的指标对应的增速幅度降低10％，把（国际专利数量）这类增速是正值的指标增速提升10％；同时，对标城市发展速度保持基准情况。在乐观情况下，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年以79.63分超越纽约，列第1位。上海成为顶级全球城市之首的时间提前了7年。至年，5个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由高至低依次是：上海、伦敦、纽约、东京、巴黎。
3.悲观情景。假定此情景下上海的发展速度比基准情况下降低10％：把（高收经济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这类增速是负值的指标对应的增?幅度增加10％，例如（国际专利数量）这类增速是正值的指标增速降低10％；同时假定此情景下对标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基准情况下提升10％：把（进出口总值占全球比重）这类增速是负值的指标对应的增速幅度降低10％，把（国际论文发表数）这类增速是正值的指标增速提升10％。在此悲观情景下，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没有超越四大对标城市的可能性，继续维持近10年的状态，始终位于5大城市之末。至年，5个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由高至低依次是：伦敦、东京、纽约、巴黎、上海，而且上海与其他4个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未来30年培育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的战略思考
从近10年的评价结果看，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存在结构性矛盾，上海资本要素配置菜单现不错，但文化、信息和创新资源的配置功能还比较薄弱；上海经济科技融合程度不高，具有全球联系的高端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仍缺少跨界、边界模糊的新兴产业；虽然积极举办了各类国际活动，但是与巴黎、纽约、伦敦相比，上海在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上还有差距。
（一）上海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主要挑战和制约
1.全球资源配置动力机制衰减。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上海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建成亚太地区的国际大都市，形成具有配置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的基本能力，主要得益于国际国内两轮驱动。进入“十二五”以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上海的发展环境和动力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支撑全球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逐步弱化。全球化步伐已减慢，这不仅与经济有关，更与世界的安全局势、意识形态演变和技术进步有关。全球贸易增长率连续低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回流母国等，带来逆全球化的隐忧，这对一直保持较高外贸依存度的上海而言无疑是负面的。年，上海以人均GDP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按世界银行标准），前30年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出清，那种依靠引进外资和大规模要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原有驱动机制的衰减对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发展形成制约。
2.缺乏具有全球联系的本土跨国企业。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主体，跨国公司的全球联系决定了全球城市资源配置的广度和深度。虽然目前上海对于全球有很大的吸引力，国外公司来上海建立的全球联系很多，但上海较缺乏全球影响力，公司从上海到国外发展，从而建立网络联系的较少。为此，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上海国有跨国公司的实施意见》，旨在推动一批上海大中型企业向本土跨国公司发展。目前，上海已有一批企业正积极迈步走上国际舞台，年《财富》杂志世界强公司排行榜上，上汽集团、宝钢集团、绿地集团和百联集团榜上有名，但这些企业的海外战略还处在收、并购阶段，还没有建立起面向全球经营的网络联系。
3.城市主流文化趋于模糊。所有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上海通向全球城市一个关键的影响因子是本土文化的特色和吸引力。鲜明的城市主流文化有助于提升城市全球资源配置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培育全球资源配置力的重要基础。城市主流文化表示城市人共享或共同持有的信念和价值。城市文化源自于城市过去的成就。随着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基于这种主流文化的基因逐步嵌入城市软实力的核心，并决定其思考和观察世界的看法，从而影响城市对未来发展战略、策略以及相关政策的选择。这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一个主流文化不鲜明、且欠缺人文情怀的城市是无法成为全球城市和引领城市群发展的。目前，一方面上海本身的原生文化在弱化，如果这种本土文化慢慢消失，加上全球文化进入，可能上海会成为一个没有特色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上海多元文化彼此间的包容融合度严重不够，城市分层在地理空间和心理认知层面都逐渐显现出来。如果上海不能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东西交汇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很有可能模糊了上海主流文化的特色，削弱文化影响力和凝聚力。
4.城市治理碎片化。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大城市具有的集聚经济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带来经济活动的规模效应。但上海目前城市治理碎片化导致规模负效应，对上海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产生了制约。上海的行政区划面积只有0.63万平方公里，辖16个区，1个县，实行两级财政负责制。上海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正在产生较严重的城市治理碎片化问题，已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从城市的资源配置角度看，城市综合实力是一个面的问题，资源配置通过战略性场所或通道形成一个点状布局，往往只需借助城市几个核心的制高点，故而只有形成一个相对整体的地理空间和权力框架才有利于实现“点”和“面”的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以纽约为例，纽约市由5个区构成，但纽约市?5个区职权相当有限，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只是该市的从属部门。上海城市治理碎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空间结构的碎片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结果是上海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竞争内耗和资源浪费，拖累了资源配置绩效。
5.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大。从历史看，全球资源的流向和结构带有明显的地理禀赋特征，禀赋条件越好的区域越能够集聚全球资源。未来30年，上海的生态与空间承载力会对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形成制约，主要表现在土地、水、大气方面。未来上海作为我国主要的人口导人区，人口还会增长，但是人均资源需求量会增加，住房、车位、道路、文教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绿化面积，这些又需要土地，冲突非常明显。生态环境风险明显增加，尤其是空气和水。上海地处长江流域人海口，大气和水严重受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影响，生态环境风险压力日益加大。上海空气污染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环境部门的监测，上海碳氧化物、二氧化碳排放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地空气污染中机动车占21％，PM2.5超标现象明显。这些因素都可能阻碍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上海。由于中国大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一个悄然发生的事实是跨国公司的海外高管赴中国大陆履职意愿在下降。未来生态环境很可能成为跨国公司选址的重要判别变量。
（二）上海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背景与机遇
1.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重心转移。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未来全球城市化的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区域。除了日本东京以外，中印两国人口集聚的体量都会发生大幅度的上升。这将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引导全球生产网络向新兴市场大规模的渗透，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亚洲经济迅速崛起；二是城市群聚效应会更加突出，导致新型空间形式的不断涌现。基于城市群聚效应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为新兴市场中崛起全球城市带来了机会。新兴市场中的多个城市集聚区，又可能使这些地区发展衍生出世界城市网络的子循环系统。中国作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进程与中国的总体发展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全面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上海作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全球城市，必将迈向全球城市顶级行列，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枢。
2.全球区域合作的兴起。在全球经济谋求再平衡的过程中，新一轮的区域合作也蕴藏着机会。诸如，欧盟于年3月出台了旨在加强与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合作的“东方伙伴”计划。美国分别在年11月和年6月主导启动了试图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建立欧美统一市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俄罗斯则从年开始加快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在年5月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力争从年到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此背景之下，通过确立新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方式，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将成为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常规途径。在此过程中，促进全球城市的崛起，对于加深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扩大全球治理的参与领域，都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与步骤。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权重城市，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新一轮开放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围绕投资制度、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法制完善等，逐步推进制度环境的国际化，以期逐步扩大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3.国内区域合作的机会与需求。一个重要的机遇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不仅将连通世界上最大、最长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涉及总人口近30亿，领土总面积超过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的3/5，还将通过多线联系，起到深耕亚太的长远作用。可以预见，沿江、沿海的“T”型开放格局将逐步形成，除了继续面向“太平洋”谋求开放发展以外，上海还存在着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经验、技术扩散、产业转移的大量机会。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向性作用，上海可以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和沿线城市建立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关系，通过战略性收益支撑上海全球城市的愿景建设。
4.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渗透。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存在形式与空间作用方式，进而给城市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经济分工的空间组织效应愈发突出，并要求突破地理边界的束缚。全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正是在这种全局性和框架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表现为沿着信息化经济形成的全球联结关系发挥广域性的功能作用。一是信息化经济下的生产力增长并不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量上的增加，而是在管理、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及产品中对知识和信息的应用和创新。因此，全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取决于知识和信息的运用能力，并会对劳动力、就业市场与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信息技术向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全方位渗透，这种互通互联性带来的产业融合，将产生广泛的跨界效应。这种跨界资源配置与整合的能力，会使得全球生产网络的延伸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将使上海从中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由于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组织化和结构化的，所以全球城市必然是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中心。
5.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目前认识的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虽未摆脱新国际分工的发展框架，但却出现了新的趋势。根据年世界投资报告，由跨国公司参与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解释了全球80％的贸易额，说明投资与贸易的组织化程度发生了显着提升。与此同时，不少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网络旗舰转型，成为全球城市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载体。作为网络次节点层次上的转型，它将给予全球城市以最初始的影响效应。目前跨国公司已开始向全球公司的转型。与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超过50％。这一重要变化，意味着全球城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将更多地服务于跨国的资产管理、市场拓展、人力资本运营等需求。
（三）上海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战略要点
以全方位高规格的开放格局促成内外统一的市场体系，强化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引领力，增强知识要素的核心配置作用，搭建全球资源配置的网络平台，抢占全球创新价值链高端环节，是未来决定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根本因素。上海要抓住历史赋予的国际国内机遇，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战略要点。
1.坚持“内向度”与“外向度”并举，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作用，两个界面拓展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网络关联度是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的总和。研究表明，与其他4个全球城市比较，上海是外向度较低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内向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门户城市。因此，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定位，不同于纽约与伦敦，不仅要确保要素流动在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连通性，而且还要发挥自身的优势（诸如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空间优势等），增强知识要素在腹地区域的创造与积累能力，以此确立要素资源进出国内市场的门户优势和枢纽地位，以获得世界城市网络系统中更高的战略权重。上海应当更好地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地区门户城市的作用，向外连结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在引领长三角地区迈向“工业4.0”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力。
2.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双轮驱动功能性机构集聚，抢占价值链顶端。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与重塑，是由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与生产网络中心的旗舰化来实现的。作为一种组织性的互联机制，它是全球城市崛起的最重要的构成条件，也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主体。因此，集聚相对较多的处于发展高级阶段的企业，是上海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点所在。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壮大总部经济，应尽可能地依托国家战略，从“天时、地利、人和”中获得机会，以更高层面的开放格局，借助上海自贸区的平台优势，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总部以及其他功能性机构落户上海；另一方面，注重对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功能性机构的集聚。通过“走出去”战略打造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性企业，它衡量的是要素与资源的输出能力，能弥补上海城市发展在要素集聚与扩散方面失衡导致的回路性功能欠缺问题。围绕着我国在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电力设备等产业领域的发展优势，促使相关企业成长为全球性的生产网络旗舰，并以其为中心开辟新的经济地理合作空间，是上海发展全球城市面临的重要机会。
3.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加强创新要素的集聚。不同于制造时代的成本决胜，创新时代的决胜要素实际上在于创新要素的汇聚力。美国加州和东海岸老牌城市的创新发展一直展现一条“高举高打”的创新路路径，即以高创新效率、高汇聚效应来抵消大都市固有的高商务成本。这种模式或许对上海有借鉴价值。为此，上海应构建完备的综合性创新生态体系。强化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大力推动科学技术、金融、产业、管理和商业模式等诸多要素的协同创新，构建全方位综合性创新生态体系。通过综合性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推动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变；科学技术创新向科技、金融、管理、产业、商业模式等协同创新转变；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城市创新体系向区域创新体系转变；模仿追随创新向源头引领创新转变，对内最终实现研发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融合，形成完整的创新生态链，对外形成巨大的资源集聚效应。
4.拓展城市社会资本，服务于国家治理地位的提升，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全球城市一般是具备多维度发展优势的城市。当一座城市进入快速崛起阶段的时候，城市政府往往比较注重经济发展、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可见的物质领域。但是，当城市经济规模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化建设基本完成以后，城市的发展重心更加趋向于软实力维度，城市的资源配置重心和结构也将随之改变。未来30年，上海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要素配置力同时，将着重提高文化资源、创新资源、信息资源等社会资本维度的配置能力。根据城市社会资本或资源将成为重要的全球城市资源配置内容的发展趋势，拓展城市社会资本，增强上海国际交往的枢纽中心功能，提高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十分必要。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是，上海应重点白癜风能够治愈吗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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