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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有文字记载的多年前开始，一直对中国抱有一种很为复杂的心理，并外现为对华认识的大幅度摇摆和言论行动上的矛盾现象。日本并不是一开始就甘心情愿接受中华文明的。据《北史》记载，隋炀帝时，倭国使节前来，呈上的“国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显示“日出处天子”与“日没处天子”的平起平坐，隋炀帝哭笑不得，对臣下说“就当没听见吧”：“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唐朝初年，倭国仍如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公元年8月，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大战于白村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日军大败，战船全部被焚毁。此后倭国一直担心唐朝攻击日本本土，便几次派使节来试探，其间了解到了中华文明之底蕴，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转变为全面接受中华文明。
但其后一千几百年，日本虽然事实上认可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央大国，也非常好学，甚至沿袭中国的对华观(华夷秩序)用于对外，江户时代末年把对英法等国的战争称之为“尊皇攘夷”，但其精英层历来在心理上又不情愿被纳入或主动加入“华夏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一直处于若接若离之间。而历史上的某些节点，一旦出现中国内乱或日本强势，列岛上有些人就会发出一些非分之想，如丰臣秀吉就曾狂言“席卷大明”，“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明治维新之后则公然提倡脱亚入欧，贬中国为一盘散沙或待列强宰割的俎上之物。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以后，表面看，“中日友好”气氛浓厚，实际上日本对华的心态摇摆仍在持续，其精英层内心依据于近百年来的亚洲老大地位和经济强国优势傲视着中国。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日本政财界及民间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重视中日友好的呼声当中，既反映了广大日本人民基于文化交流历史的对华友好感情，也包含有对侵华战争的赎罪意识。不过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似乎还存在着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赶上日本仍需几十年、对本国不构成威胁这样一种心理背景。因此助你一把，送你一程也心存余裕，甚至对来自中国的批评批判，也较有“雅量”而不去“计较”(当然，是否真正听进去又另当别论)。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华观再次发生很大的摇摆，最显著的现象是，日本同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而且很多头面人物同一个人会主张或认可这两论。第三者看来，这两论是自相矛盾的：对日本构成威胁，说明有实力，那就不会马上崩溃;如果摇摇欲坠，则不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可是在日本社会不少人心里，这两者又是贯通互为表里的，即不管套用哪个极端之论，都是为了否定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本次摇摆所反映的整个日本社会的心理调整过程是较为深刻、广泛的，目前仍在持续当中，它还将对21世纪今日以及今后一、二十年的两国关系带来巨大影响。本文尝试初步探讨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一些政治、社会背景，以及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对华观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期待着以此为中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定位对日关系、开展对日外交和各层次交流时有所参考。
近二十年里日本的对华观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新的特点?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形势变化，对日本各阶层的对华观的基本特征尝试作以下分析。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一：政治家
1.老一代政治家
二战之前出生、经历过战争的日本老一代政治家对于中国和历史问题的认识，大体有如下几种倾向：1，对侵略中国大都有赎罪意识，也因日本自己在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而愿走和平路线;2，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比较敬佩;3，对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有所认同;4，认为中国远落后于日本，拥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既成为愿意大力支援中国的理由，也成为一些政治家不愿就历史问题在根本上认错(他们认为打败日本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甚至藐视、轻视中国的心理背景。但这些政治家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比较重视从20世纪中日关系历史演变的历史，尤其是二战的经验教训来看今天的中日关系。从这一相同的起跑线出发，又基于各人的立场、观点之不同，既出现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松本谦三、宇都宫德马等为中方赞赏的人士(竹下登、中曾根康弘、野中广务等可算其延续)，也出现了岸信介、佐藤荣作、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石原慎太郎等被中国抨击的政治家。
2.中生代和战后一代政治家
到了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三人都是年出生)等对于战争有过童年记忆、又经历了战后初期苦难的中生代政治家当政，他们似乎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既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问题所占的重要性，同时又开始积极寻求“超越历史”，希望建立不是建立在“赎罪”基础上而是“超越了战争”的完全对等的中日关系新模式。
3.民主党执政时期
年，日本政局发生大变动，民主党政权诞生。之后日本主政的领导人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鸠山由纪夫年出生，菅直人年出生，野田佳彦年出生，安倍晋三年出生。还有几位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石破茂(自民党前干事长)年出生，菅义伟(安倍政权官房长官)年出生，舛添要一(东京都知事)年出生，再到了前原诚司是年出生，桥下彻年出生了。
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长期以来主张反省历史，反对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所以，一般预测民主党政权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纠纷。可是没料到，就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年的菅直人内阁时发生了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事件并由此引发政府间对抗，年的野田佳彦首相时搞钓鱼岛“国有化”内阁决议导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回过头来看，民主党首脑也大多属于出生战后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也许对历史问题有些忌讳(过去作为在野党，有不得不打出不同于执政的自民党的历史观的侧面，其中很多人未必是真正对侵略历史做了内心的反省)，更重视现实问题。野田首相的历史观被认为是比较右的，但当政期间他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可另一方面，他们对战后几十年中日之间重建关系的辛苦积累不了解也不珍惜。民主党政权的支持基层薄弱，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更多，只为保住执政地位，不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寻求国内的高支持率。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二：经济界
日本经济界与政治界一样，也有因新老交替带来意识变化的问题。这些新的动向包括：
1.70年代时不少企业家是从赎罪意识出发来搞对华经济合作的，如新日铁的稻山嘉宽老会长对上海宝钢的支援等，但现在新一代企业家则几乎完全转向从商业利益出发来看待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2.经济界人士过去较少直接参与对华政策(除了经济领域)的制定和讨论，但新一代企业家则开始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提出外交建议和主张。如牛尾治朗(牛尾电机会长)、新浪刚史(连锁店罗森会长、新任三得利社长)等。
3.过去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带理想主义的憧憬和期待，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利，但现在普遍认为要在中国取得成功，也需付出与在美国、东南亚等地相同甚至更大的努力，他们对中国国内频频发生的政策变更、地方保护主义、腐败现象以及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风气多有不满，并把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方。不过近几年，他们也开始对欧美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并占据中外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感到困惑和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欧美企业是在与日资企业相同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并开始较为重视研究中国的特点，对日本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提及，有识之士正在提倡日本的对华经济合作由追求眼前利益转向追求长远利益，由单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转为重视利用中国的人材、以及部分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
4.他们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上升留下较深的印象，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予以较高评价，大部分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市场。尽管日本媒体天天渲染中国社会混乱、经济低迷，但企业界对中国的基本判断这几年没有大的变化。一些企业也逐渐转向愿意与中国开展水平分工的合作，如华为、联想等电子企业、海尔等电器公司打入日本市场，都得到日本企业的配合。
5.对于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除了少数企业家(主要是老人，如JR东海铁路公司名誉会长葛西敬之等)公然与中国对立(这些公司往往都没有或很少有中国业务)之外，大部分企业及其领导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闪烁其词，既怕在日本国内受到攻击，又怕得罪中国。他们总的还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两国政府尽快找到解决或妥协办法，最好不影响其对华经济活动。据日本共同社年8月16日报道，以家日本主要企业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安倍政府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有企业回答“希望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后作出对应”。但企业界人士，包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都有较大下降，所以也不要期待他们对日本政府施加多大压力。前一阶段披露出不少在华有业务的企业也在私下对日本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团体捐款，有的中国媒体呼吁对此做彻底调查并予以制裁。不过笔者认为，大部分企业还是因为要生存，对各个方面都要有所打点，此事只要不太过分，也不必过分追究。
6.老一代日本企业家对蒋介石和台湾较有感情，长期以来是日本政界亲台派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日本的主要企业纷纷把对外合作的宝押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现在企业界几乎已不存在所谓的“台湾帮”，而只是把台湾当作外部的经济合作对象之一。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三：媒体(舆论界)
二十年前，从政治倾向划分，各大报里，《产经新闻》最右，其读者层主要是老人和持右倾保守立场的人，读者人数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比要少得多，近几年发行量下降，所以在大报里面唯一的一家取消了晚报的出版发行。《读卖新闻》也比较右，持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鼓吹增强防卫力量，而它又受其最大的老板渡边恒雄的思想的影响，对于侵华战争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倒又持反对立场。相对持比较自由派立场的是《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主张反省历史、也呼吁倾听邻国意见，另一家《日本经济新闻》以报道内外经济新闻为主，政治立场也比较中立，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倒退。
但近几年，日本的主流媒体普遍出现一种保守倾向。不仅《产经新闻》《诸君》《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报刊，《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自诩中立的刊物也大量汗牛充栋地刊登这类文章。而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刊物，又很有社会影响的比如《朝日新闻》，颇有些自顾不暇，受到其他媒体的攻击后，也在标榜“民主”“自由”“客观评论”时也常用“人权”“民族问题”“扩军”“扩张”等概念来批评中国。真正能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又有全国性影响的，可能只剩下《世界》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在出版界，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中，抨击中国的现在占了压倒性多数，而且为了迎合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这类攻击中国的书在书店里往往陈列于显眼位置，颇为畅销。一位日本前驻京记者想出版有关中国的书时，出版社编辑直言：最好采用抨击中国的书名，这样可以畅销。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四：学界
进入年代后，日本学界的“70后”乃至“80后”的新一代也在崭露头角。他们大部分在中国留过学，中文说得比较流利，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比较了解，对中国发展趋势也比较看好，较少先入之见，但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民族问题等，则往往用西方观点予以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重视与这新一代学者的对话、交流，让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如果他们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和语言来客观解释中国问题并对日本社会有影响，那么，对于扭转日本社会的对华偏见将很有作用。
随着中日之间交流的扩大，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不再局限于大学和政府机关，而是广泛地分布于各民间研究机构、大企业和银行，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变得极其宽广。日本学者的研究特点是很细致入微但有时缺乏纵深感，不过其研究成果在世界的“中国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对亚洲各国的学界和政府有较大影响。日本新一代学者(不仅指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立场至少可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提出“要防止中国离间日美”。其代表者有冈本行夫(自己设立了事务所)、森本敏(拓殖大学)，以及属于老一代的冈崎久彦等，令人感兴趣的是，这3人都是外务省出身。而且，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
2，主张更直接地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中日关系，对中国实行“是非分明”(即该说是的时候说是，该说非的时候说非)。其中有的学者主张在中美两国之间搞平衡，有的则公开主张把ODA当作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代表性学者有田中明彦、添谷芳秀，国分良成等。
3，重视亚洲国家之间的协调，如天儿慧、高原明生等。此外，有几位过去重视亚太合作的学者，如渡边利夫(亚太经济)现在对中国批评较多，同时主张与东南亚、印度等的合作。
4，更多的学者(与上述第三类有重叠)把兴趣放在研究中国本身的各种具体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先了解对方，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和提出主张。年至98年，由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牵头，利用文部省的巨额科研资助费，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外交等八个分支(分别由中兼和津次、天儿慧、菱田雅晴、西村成雄、小岛丽逸、田中恭子等负责)展开集体研究，共有多名学者参加，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8年以后，由菱田雅晴牵头，再次利用文部省的科研资助费，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性研究，有二、三十个学者参加。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五：一般民众
笔者在日本生活了近30年，深深感受到“中国”概念在其社会的影响已今非昔比。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大商场或旅游景点有时能够见到一些中国货：毛笔、砚台、纸扇等文化用品以及丝绸、板栗等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产品。但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农副产品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已经有评论家惊呼日本即将成为中国农产品的殖民地;“MaidinChina”全面打入日本服装、食品、电器、工具等市场。与以前最为不同的是，一般老百姓过去总抱怨中国的产品质量低劣，现在很少听到这类说法了。二十多年前日本书店陈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屈指可数，现在却充斥于书架(包括台湾、香港)，不过以攻击、谩骂、嘲笑中国及中国人的书籍为多。过去中国人在日本社会寥寥无几，令人稀罕因而受到特别照顾，现在来日留学、工作和定居的中国人多达60多万(另一统计数字是80多万)，已成为日本第一大外来族群，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员，各市役所、区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市、区政府)的服务窗口大多写有中文说明。大学也普遍开设中文课，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已达上千人。
在直接交往扩大的同时，相互之间的摩擦、不满也在升级。据日本报刊和学者的调查，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和中国人不满的事项，90年代主要为：大量中国人偷渡来日、在日中国人犯罪(尤其是大部分撬窃案件与中国人犯罪分子有关)、在中国做生意被骗、纠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等。而在年今日，对中国最不满的事项有：中国以实力强占钓鱼岛并在东海、南海炫耀武力，仗势欺人;日本企业在中国受骗或受欺负;中国从小进行“反日教育”，现在仍然打“历史牌”压制日本;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食品污染流入日本影响了民众生活;中国的PM2.5等大气污染波及日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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