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胡润发布了《上半年全球房价指数》，结果如大家所料，房价涨幅前50名城市中，我国有28个城市上榜，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
西安领跑全国房价涨幅，过去一年涨幅达19.3%，过去三年累计涨幅超过45%，大理、海口、呼和浩特、贵阳、昆明、三亚、哈尔滨和济南房价涨幅位列全球前十。
这也印证了上半年楼市“小阳春”的威力，但是，这毕竟只是6个月的数据，没有反映最近几个月市场气氛的变化。
举个例子，西安已经升级了限购，落户炒房的路子被堵上了，从开始抢人到现在的房价上涨“模式”已经被终结，再比如，贵阳、昆明、呼和浩特属于典型的中西部二线省会，这些城市房价是“补涨”的逻辑，随着调控政策完善，自然会退出房价涨幅的队伍。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前些年是京沪广深霸榜，随后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的热点城市上榜，现在又是中西部城市引人瞩目，为什么这些年上榜的城市一波接一波？
这与高层住宅的密度日益提高有很大关系。
何为“高层”？按照相关界定，为8层以上、超过24米的建筑。在我国，目前这样的高层建筑有34.7万幢、百米以上超高层多幢，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曾经的我们，受够了狭窄的职工宿舍、拥挤的筒子楼、脏乱差的家属院、漏雨泥泞的瓦房，看到动辄几十层的高楼时，不免眼前一亮，广受追捧。
正是在高楼迅速普及的时间当中，房价才跟随城镇化进程迅速蹿升。
如今，万的高层住宅，只能在三线以下城市见到了，有房产研究机构做过统计，以目前各地均价来计算，70个典型城市中，万可购买面积低于70平方米的城市有13个，70-90平方米的城市有13个，90-平方米的城市有17个，平方米的城市有21个。
不管是高楼还是房价，所谓“过犹不及”，发展太快必然会受到“反噬”，有人预测：10年后，高层住宅会变成贫民的“养老院”。
逻辑很简单：以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为例，供地非常充足，无论是开发商拍地，还是地方上出让土地，旧城区可以采取旧改、拆迁的方式，新城区一片白纸，大量的土地开发成本都很低。
长此以往，当地的购房者必然会倾向于去新城区买房，市内的“高层”变得滞销，里面住户的经济条件相对会变差，用自嘲的语气来说就是“贫民”。
为什么说是“养老院”呢？
我们从父母与年轻一代的置业理念冲突就可以看出，年龄越大，起居生活越依赖市区，尤其要靠近游园广场、医院、商圈、公交枢纽这些地方，年轻人的收入和经济条件一旦改善，大部分会选择新城区，首要注重舒适度。
所以，几十层的高楼，随着住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会像如今的“老破小”多层家属院一样，成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区域，所谓“养老院”，更多的是一种调侃。
对于高层住宅这个形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指出了“三大破绽”。
第一，割裂了社交。
一栋栋几十层的高楼，就是水泥钢筋玻璃和里边隔离成小空间的大立柜，每家就如一个鸽子间，上不接天，下不接地，环顾眼前都是楼；天亮急起上班，挤公交地铁到单位，工作还是在摩天大楼里；下班回到鸽子间里，每人都在看手机屏；有的自己做做饭，许多住户叫外卖，不进厨房了。
长此以往，人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变得疏远，在方寸之间的楼道里，各家各户几乎没有交往的空间，出门都懒得打招呼，邻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小区、社区里的居民了。
第二，拆迁改造难。
假如你住的是公摊较小的家属院，或者城乡结合部的铁皮房，举个例子，虽然拆迁面积只有两万平米，重建以后，可能达到10万平米，补偿和安置的标准很高。
假如你住的是高层，一栋楼的容积率已经很高，楼上甚至住了上百户，未来10年，房子老化、电梯老化、设备老化，维修成本高，拆迁成本高，没有开发商会做赔本的买卖。
第三，降低生育率。
专家认为，人们越是居住在乡村和小镇上的低矮宅院中，出生率越高，在高楼中工作和居住，在地铁和公交上串行，对生育形成不利因素。他举例称，日本的乡村和小镇，出生率可达到1.5甚至更高，而在特大城市，出生率只有0.6到1之间。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虽然高层住宅并不是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原因，但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是因为人口大量集聚，才产生了财富效应，才有了更多的工作和岗位，高层住宅也随之大量出现，大量的就业机会，必然意味着生活和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晚婚、恐婚、恐育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事实上，这三大破绽，恰恰是未来十年楼市要解决的问题。
高层房产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正是有了一栋栋直入云霄的高楼，才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扎根，让千百万人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
随着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加上“旧城改造”的推进，更多的人会选择平房、多层等居住形式，楼市未来的结构必然会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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